许多藏文文献都提到了象雄，当代国内外学者们的研究也或多或少涉及到象雄，甚至有一些文章专门讨论象雄，但是，对象雄的研究一直没有一个突破性的进展。本文拟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它的地理位置、文化内涵以及与周边的文化关系等基本命题再一次进行探讨，希望能够促进更深层的研究，得出更加接近事实的结论。本文还准备讨论象雄的宗教，但因篇幅所限，不得不另文探讨了。

 大食的名称及其与象雄和吐蕃的文化联系

 大食，在汉文史籍中有多种称谓，《史记·大宛列传》和《汉书·西域传》作条枝，《后汉书·西域传》也作条支，《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玄照传》作多氏，慧超《往天竺传》作大寔。《经行记》和新旧《唐书》始作大食，其实皆为Tajik或Tazi的音译，是古代波斯人对阿拉伯人的称呼[1]。

 大食在藏文中比较典型的写法有四种：1、ta-chig,是敦煌编年史文献中出现的写法[2]，2、ta-zig是早期历史文献中的一个写法[3]，3、stag-gzig是敦煌文献以外的藏文文献中最普遍的一种写法[4]，4、rtag-gzigs是频繁出现在晚期苯教文献中的一个写法[5]。显然，前两种皆为Tajik或Tazi的音译，字面本身没有什么含义。第三种写法的stag为虎，gzig为豹之义，对这个名称的字面解释来源于苯教文献。苯教鼻祖辛绕弥沃师徒5人从西方来象雄路经一个常有虎豹出没的叫做达兰木的深谷，这个深谷就被称为stag-gzig[6]。笔者记得还有一个文献讲到辛绕弥沃师徒5人从西方来象雄路经叫做stag-sde和gzig-vphen的两个地方，合起来就叫做stag-gzig，除了它的发音与ta-zig接近以外，它所指的地方似乎并不与后来的大食有多少关系，但它却普遍被藏族史家所接受和使用。至于最后一种写法，是在后文中提到的沃摩隆仁被一分为二之后晚期苯教文献常常冠以沃摩隆仁前面的一个词汇，严格地讲也不是一个地名，rtag是永远、永恒，gzigs是看、关照之义，连起来就是永恒的关照，指的是苯教祖师辛绕弥沃永恒关照的沃摩隆仁之义，实际上是将作为地名的stag-gzig两个字的内容完全异化了。现存文献记载中的大食与吐蕃的文化联系甚至战争都是关于公元7世纪以后的事，对于探讨古代象雄与大食之间的交往关系作用不大。从上述第三种写法看来，如果这种记载可靠，苯教文献中最初出现stag-gzig时指的还不一定是后来的阿拉伯帝国大食，而仅仅是象雄西部一个小地名。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个最初可能是象雄西部一个小地方的名称的涵盖面也发生了变化。著名的苯教学者扎敦·格桑丹贝坚赞就说：“stag-gzig的含义是，赡部洲西北方所有的地方都叫大食绰木域，始祖自雪峰丛中前往吐蕃时路经达兰木虎豹之地和黑暗之地各九天之路程而得名。”[7]

 在历史上，唐、吐蕃和大食几乎是在同一个时期即公元7世纪初开始向外扩张，并于一个世纪之后又是几乎在同一个时期达到对外发展的顶峰。“正是唐、吐蕃、大食关系史构成了7世纪中叶迄8世纪末叶亚洲强权政治史的主要内容，正是他们的活动盛衰影响着这160多年亚洲大陆的政治发展。”[8]从此看来，吐蕃作为一个政权与中亚发生政治联系似乎就是从公元7世纪的扩张才开始的，这可能是为什么在中亚的波斯、阿拉伯、突厥等文的历史记载中对东部的吐蕃崛起前的象雄政权找不到任何记载的原因，甚至对象雄这个地名也似乎找不到一个对应的名称[9]。可是，他们对藏族先民的了解远在吐蕃王朝崛起之前。比如，西边的大食人早就对吐蕃的麝香情有独钟。阿拉伯人对麝香的需求主要来自他们生产的香料和化妆品，而最好的麝香就来自吐蕃。成书于公元872年的被认为是什叶派穆斯林人撰写的最早的一部历史著作《阿巴斯人史》就记载：“最好的麝香是吐蕃麝香，其次是粟特（Sogdiane）麝香，再其次是中国麝香”[10]。后来的马苏第还一一描述了为什么吐蕃麝香比其他地方的麝香好的原因[11]。出生在大马士革近郊的阿拉伯学者吉奥巴里声称自己知道26种不同的麝香配方[12]。努韦理详细地描述了麝香香料的配制过程[13]。由于麝香香料在阿拉伯世界的普及及其对当时世界市场的影响，至少在12世纪就已经产生了麝香香料的伪造品及其准确的辨认知识[14]。虽然我们无从考证与大食人的麝香贸易始于何时，而这些阿拉伯文献也都不是象雄时期的作品，但是，从麝香在阿拉伯中世纪的香料中占的主要地位及其在世界市场的影响，以及吐蕃麝香质量的优先地位可以预料大食人对吐蕃麝香的认知和需求。更重要的是，麝香并非惟一可以与大食人交换的东西。“吐蕃人在经营珠宝及土特产品外，还将大量货物包括麝香、金、银、药物、盐、马等销往中亚；从中亚销售到吐蕃的商品有兵器、衣料等。”[15]通过商贸，象雄和大食之间产生过频繁的联系是无疑的。另外，医学交流同样是个重要的方面，美国研究中亚史的专家也认为：“目前，藏学家们一般都认为西藏医学绝大部分来自印度。然而，从已有的历史材料来看，至少在吐蕃王国的第1世纪起，西藏医学首先应该是从西方来的；其次则是从汉地来的”。[16]而从西方来的医学被认为是从大食传入的。著名藏学家石泰安很早就注意到了这一点：“西部地区对西藏文明的形成曾起过重大作用。那里既与犍陀罗和乌仗国（斯瓦特）接壤，又与该地区的小国毗邻，希腊、伊朗和印度诸文明中的古老成分都经由那里传至吐蕃”。[17]但是，更为重要的是大食文明与苯教的关系。苯教史籍普遍认为辛绕弥沃诞生于大食沃摩隆仁，雍仲苯教起源于大食沃摩隆仁。虽然沃摩隆仁并非一个大食的具体地名，但它所包含的历史内容及其前面冠以大食这个地名充分说明在藏人的整体记忆中苯教的形成与西方的大食有着很重要的联系。首先，根据张云博士令人信服的考证，汉文史籍中祆教之“祆”字和苯教之“gshen”（辛）字极有可能同源于波斯文中的sanavee，都有该教祭司的含义[18]。如果这个考证成立的话，大食的祆教对苯教的影响远比人们想象的要大得多。其次，西方学术界一直认为苯教受到了大食祆教二元论的影响。被称为琐罗亚斯德教的祆教产生于大约公元前11世纪，是古波斯历代王朝的主要宗教信仰，其鼎盛时期是公元224—651年之间的萨珊王朝时期，这正是吐蕃王朝崛起之前的象雄时期。公元7世纪以后祆教才被伊斯兰教代替。祆教曾经在中亚和西亚非常深入人心，它宣扬的“善恶二元论”作为祆教的一个基本教义对大食文化的形成发挥了不可取代的决定性作用[19]。作为当时象雄西面的一个强势文化及其重要观念，不可能对象雄的苯教不产生影响，故西方学术界认为苯教中的二元论是受到祆教影响的观点应该是可以成立的。再次，苯教文化中普遍存在的对火和光的信仰，比如，苯教的塞（sel）和今天遍及整个藏区的煨桑现象就是一种火供，很难断定它与火祆教没有任何历史关系。张云博士认为苯教的很多古史传说及其常用的数字都与波斯的祆教有关[20]。

 象雄的名称及其地理位置

 从现存文献及其研究成果看来，“象雄”是个古老的象雄文词汇，“象”（zhang）是地方或者山沟的意思。“雄”（zhung）是zhung-zhag（雄侠）的缩写形式，是古代象雄的一个部落名字[21]。“象雄”翻译过来就是雄侠（部落）的地方或者雄侠（部落）的山沟。翻译成藏文就是khyung-lung（穹隆）。丹增南达也确认了这种解释：“象雄这个名词在象雄文中是穹之山沟（地方）或者穹布之山沟（地方）”[22]。同时，象雄文中的zhung-zhag或者zhung和藏文中的khyung还是古代象雄文化中出现频率极高的一种神鸟，这个神鸟就是雄侠部落的图腾和象征，象雄部落认为他们是这个神鸟的后裔。从大的方面来讲，“雄”或者“穹”部落又有三个分支即白穹（khyung-dkar）、黑穹（khyung-nag）和花穹（khyung-khra），还有一些专门的文献讨论这三个穹的由来及其繁衍历史。现在遍布藏区的khyung-nag（黑穹）、khyung-po（穹布）、khyung-dkar（白穹）等跟“穹”有关系的部落都被认为是古代象雄“雄侠”部落即“穹”部落的后裔。“隆”（lung）是山沟之义。从以上可以看出，象雄文中的“象雄”就是藏文中的“穹隆”，都是“穹（神鸟）之山沟”之义。

 谈到“穹隆”，不能不涉及到“穹隆银城”（khyung-lung-dngul-mkhar）这个地名，它是古象雄王国的首都。这一点不仅有《赡部洲雪山之王冈底斯山志意乐梵音》等重要苯教文献的记载，而且也得到卡尔美·桑木丹博士等专家的证实[23]。那么，穹隆银城的地理位置到底在哪里呢？美国学者君·温森特·白莱嚓[24]根据多次对象雄故地的实地调查，认为穹隆银城的原址是在今西藏阿里专区噶尔县郎乾（glang-chen）沟，它位于西藏极西南部的阿依拉（a-yi-la）山脉之南末端。总之，“穹隆”不仅是“象雄”的直接对译，而且它所代表的地方还是象雄王国的首都。很有可能的是，“象雄”曾经是这个山沟的名字，因为雄侠部落的崛起，这个山沟的名字逐渐成为这个王国的名字。当然，随着这个王国的扩张，这个起初只代表一个山沟的名字所表示的疆域的外延也不断地扩大，最终成为青藏高原这个最古老的王国的名字。因为这个山沟的名字逐渐成为王国的名字，那么它起初所代表的山沟就只好用另外的名字来表现，这可能就是将象雄的名字藏译后用来代表这个山沟的原因。这样的例子在历史上并不少见，后世吐蕃雅隆六牦牛蕃（bod-ka-g·yag-drug）部落的崛起后，“蕃”这个起初只代表雅隆山沟一个部落名称的名字就成为整个吐蕃王国的代名词了。

 实际上，这个在印度文化中被称为garuda的神鸟不仅在苯教文化中出现频率非常高，而且在印度教和佛教中同样是个非常普遍的现象。苯教、印度教和佛教这三个宗教传统中都出现这个神鸟，它更多的时候象征的是一种精神。这个神鸟的形象在苯教和佛教中往往是一个鹞头、人身、鸟翅、鹰爪，而在印度教中是个人头[25]，其他雷同，但也有例外。虽然在没有进行深入的研究之前，笔者不敢对它的起源及其象征意义妄加评论，但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是，这三个传说中的神鸟很可能有一个共同的起源，它代表着一种传统和精神。

 在雅隆部落崛起之前，象雄曾经是西藏高原上最大的一个王国，它的疆域几乎包括了整个西藏。意大利藏学家杜齐也认为：“在吐蕃帝国建立之前，象雄是一个大国（或宁可称为部落联盟），但当吐蕃帝国开始向外扩张时，他便注定地屈服了。象雄与印度喜马拉雅接界，很可能控制了拉达克，向西延伸到巴尔提斯坦（巴基斯坦）及和阗，并且把势力扩展到羌塘高原。总之，包括了西藏的西部、北部和东部”。[26]当然，作为一个王国，更重要的是它的象征意义，因为象雄王国的存在是毫无疑问的，但它并非始终控制着那个被称为象雄的广袤的疆域，它对有些地区的影响仅仅局限在象雄这个名称的涵盖面上。在有关的历史文献中，对于象雄的历史疆域及其区域划分有三个分法。首先，最普遍的区域划分就是将象雄分为里象雄（zhang-zhung-phug-pa）、中象雄(zhang-zhung-bar-ba)和外象雄(zhang-zhung-sgo-ba)。虽然在年代较晚的苯教文献当中，从象雄里中外三个区域各自又分离出里中外三个地方，如里象雄的里中外，中象雄的里中外和外象雄的里中外等，但基本思路是一致的。其次，《赡部洲雪山之王冈底斯山志意乐梵音》在坚持里中外象雄的同时，还提到一个右象雄（g·yas-go）、左象雄(g·yon-go)和中象雄(dbus-go)的概念[27]，但这个分法与前一种里中外三分法基本相似。再次，象雄还被分为上象雄（zhang-zhung-stod）和下象雄(zhang-zhung-smad)[28]，这种两分法与汉文史籍吻合。在《通典》、《册府元龟》和《唐会要》等汉文史籍中象雄被称为“羊同”或“杨童”，并被分为“大羊同”(大杨童)和“小羊同”（小杨童）[29]。在被称为“西藏境内发现的年代最久远的汉文碑文”的宗嘎摩崖碑铭中就提到“小杨童”。根据《世界地理概说》记载，里象雄是从冈底斯山往西三个月路程之外的波斯、巴达先和巴拉一带；中象雄是从冈底斯山往西一天的路程之外；外象雄是协列甲嘎尔，也就是穹布泽珠山。[30]里象雄以阿里三围为中心，中象雄以穹隆银城为中心，外象雄则以协列甲嘎尔为中心。从文献中描述的这样一个地理概念也得到了现代实地考察的证实。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在1987年对那曲地区进行的一次社会历史调查报告就认为“那曲地区明确见于史料的最早主人，便是古老的象雄政权——汉文史籍中称之为羊同”，“外象雄”的中心是“松巴朗戈金肖”（sum-pa-glang-gi-gyim-shod）和“希莱加嘎（shel-le-rgya-dkar），包括今那曲地区东部、昌都地区北部和青海省玉树州南部”。这次调查报告的作者还提到有的苯教史籍中甚至把黄河源头地区和澜沧江、长江及雅隆江的上游（含今甘孜州西部）统计于“外象雄”的范围[31]。顿珠拉杰和君·温森特·白莱嚓经过对西藏西北部象雄文化遗迹的考察也认为“西藏西北部包括现在的阿里地区以及那曲地区的西部四县即班戈、申扎、尼玛和双湖，还有日喀则的吉隆、仲巴和萨噶县为象雄文化分布区”[32]。总之，吐蕃崛起以前的象雄的疆域包括南边的拉达克、克什米尔、西部的巴基斯坦东段巴尔提斯坦、北至那曲高原甚至包括今青海省玉树的一部分，东达以丁青为中心的包括今天那曲和昌都一带的辽阔的区域，几乎包括整个藏区。但是，对于长江以东的今天甘孜州的一部分地区也包括在古代象雄疆域之内的说法，本人持怀疑态度。因为，笔者于1994年对甘孜县所有43座寺院进行了详细的调查[33]，1996—1998年又对甘孜州和阿坝州所有的100多座苯教寺院进行了一次迄今为止最为详细的普查[34]，从这些地方的史志方牒尤其是苯教记载中未看到曾属于象雄的任何记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