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伦特（H.Arendt）说过：没有他人时也也没有自我。自我是一种间主观性观念，绝对独立自由，毫不动摇的个人（如社会契约学说中所假设的“原始状态”的个人）不过是理论性假设。简单地说，如果没别人，我们连自己是谁都不知道了。把自己隔离在家里的日本“宅男”往往做出令人发指的凶暴行为，也是失去了自我的结果吧。阿伦特分析纳粹时还指出过：在法西斯体制下，所有的个人都被互相隔离，最后失去自我。与此相反，我们在跟他人进入亲密关系的过程中，往往会发现从来没意识到的自己的另一面。所以恋爱也是一个自我发现的旅程。

    有位神父跟我说过：“我们天主教虽然有地上地下两种教会，但是都仰慕教宗，所以共融并不是很难的事情。可是你们基督教不同，别说地上地下之分，连地上都在分裂状态中。”其实我觉得“分裂”并不是坏事。天主教本身就是一个很好的证明。

    曾经马丁=路德面对的是彻底堕落的罗马教会。当时的罗马教会出售所谓的“免罪符”，买它的人就能免除自己以及亲人的炼狱之苦。他们竟敢把神的恩赐当商品买了！他们明明知道耶稣把耶路撒冷神殿里的所有摊主都敢出去了（如：路加福音第19章45-46节）还如此胡来，这不是“知法犯法”吗？这种腐败现象的根本原因是权力的垄断。就教宗一个人有权利解释《圣经》，而且就罗马教会有权力牧羊平信徒。（当时的《圣经》是用拉丁语写的，普通老百姓看都看不懂。）被垄断的权力总有一天从根本腐败的。说白了，路德所提倡的“万人祭司主义”是用民主化模式改革教会。他认为所有的信徒都有权利和义务看《圣经》解释圣句，还得自己祷告。他为了看不懂拉丁语的老百姓还出版了德语版《圣经》。

    16世纪的宗教改革打下了基督教（Protestant）的基础，自从宗教改革以来天主教只能面临基督教的攻势。路德的行为在罗马教会的眼里无疑是造反。可是对天主教来说，宗教改革也是发展的契机。首先他们再也不敢出“免罪符”那样的馊主意了。而且所谓的“反宗教改革”产生了像耶稣会那样战斗力很高的新型修会，开拓了非欧洲世界的传教事业。在某个意义上，没有路德就没有利玛窦。从“反宗教改革”到20世纪60年代的“梵二”，天主教的自我觉醒都是在来自外面的压力下才发生的。换句话说，是基督教让天主教恢复了它的“自我”。由此可见，“分裂”不一定是坏事。

    基督教本来就是以万人祭司主义为宗旨的，每一个牧师、甚至每一个信徒都有可能成为山大王。所以基督教神学呈现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情况。自然也出现了很多教派（sect, denomination）。各个教派大体可以分为两种系统：倾向于合理主义的和倾向于超凡主义的。而这两个系统和社会阶级之间有一定的关系。

    韦伯（M.Weber）所分析的就是倾向于合理主义的基督教。他认为现代化就是合理化的过程，而且基督教在现代化的过程中起了不可忽视的作用。为什么呢？在加尔文（J.Calvin）神学的影响下成立的改革宗神学一向主张得救的预定性。也就是说，人能否得救是天生决定的，而这个命运不能通过人的努力改变。所以要证明自己得救，只能把自己的生活当作见证。他努力劳动；事业一定要成功；挣钱也不浪费（交给银行）；不酗酒不赌博不**。韦伯认为这也是现代资产阶级的心态，这种来自基督教的心态有利于生活的规律化、劳动意欲的提高和资本的积累、集中，当然也有利于现代资本主义的发展。所以倾向于合理主义的基督教在资产阶级、小市民阶级当中自然成为主流。对他们来说，生活才是见证，所以不大讲究崇拜形式。尽量精简形式，比如天主教有七桩圣事（sacrament），即洗礼、坚振、圣餐、告解、神品、婚配和终传，而这种基督教最多也就剩下洗礼和圣餐。   

    另一种倾向于合理主义的教派是属于自由主义的。他们认为基督徒应该通过自己的努力改善这个世界，为了建设更公正更和谐的社会要作出贡献。耶稣说过：“你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要爱人如己...再没有比这两条诫命更大的了。”（马可福音第12章30-31节）保罗也说过：“爱人的就完全了律法。”（罗马书第13章8节）按照天主教的说法，爱主属于“信德（fide）”，而爱人属于“爱德（caritas）”。自由主义在用现代文献学的方法来重新解读《圣经》重构信德的同时，也非常重视爱德。对他们来说，教会既是宗教场所，又是公益性社会团体（association）。基督教青年会（YMCA）、基督教女青年会（YWCA）、救世军等运动也跟自由主义神学有一定的关系。这种潮流后来在马列主义的影响下最后发展为拉丁美洲天主教的“解放神学”。20世纪20-30年代，美国自由主义教会的社会运动在主流社会（所谓的WASP阶层）的支持下越来越旺盛，被称为主流教会（mainline church），也给同时代中国的“新生活运动”带来了一定程度上的影响。他们也很讲究既理智又虔敬的日常生活。

    但不是所有的人都能有很成功的事业，也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参与公共服务活动。对有些农民、工人来说，温饱都成问题了，除了死后的天堂之外什么都顾不上。这些群体（尤其是在经济比较落后的美国南部）容易被倾向于超凡主义的教会所吸引。他们得救的见证没改革宗、自由主义那么复杂，只要能说“异言”、能按手医治别人就行了。他们认为崇拜就是人和圣灵的交流，而圣灵叫人陷入恍惚状态，叫人预言，叫人说“异言”，就像《使徒行传》中的原始教会一样。说不好听的话，在人生中没什么本事可以给人看的群体只能用圣灵的“奇迹”来证明自己的得救。法国的宗教政治学家可贝尔（G.Kepel）说自由主义是“富人的宗教”，而日本神学家栗山辉夫也指出：“此类（超凡主义）教会的成长可以视为基督教成功地吸收了被现代化和开发主义给异化的群体。”这种教会还是在中国农村受欢迎，比如20世纪30年代的“山东大复兴”、“真耶稣会”、“耶稣家庭”等运动以及70-80年代的河南大复兴都跟这系统的教会有一定的关系。（作为世俗“宗教”，爱国主义也有同样的两面性：“小资”默默地守着自己的岗位，通过经济建设事业作出贡献，而“愤青”就知道喊口号批斗“汉奸”。前者积极接受国外技术、管理模式、甚至生活方式，凡是有利于经济建设的都能接受。而后者虽然自己穿着牛仔裤，但是喜欢抵zhi带有“洋味”的东西，把前者说成“洋奴”。）

    讽刺的是领导50年代中国三自爱国运动的很多教会领袖均属于自由主义（而且大部分人在纽约协和学院等美国的神学院留过学），却积极支持了以贫困阶层为核心的新中国建设。更讽刺的是熬过文化大革命的基督徒不是属于自由主义的，而是属于福音主义或超凡主义的家庭聚会。70年代复苏的三自爱国运动只能收编这些聚会，所以从神学的角度来看，现在的“三自教会”虽说是“后教派时代”，但实际上处于“大杂烩时代”。那位神父嘲笑的也针对这种情况的吧。

    不过大杂烩也没什么不好。神学本来就应该多元，不是哪个正哪个邪的问题。（虽然部分福音主义牧师抵zhi超凡主义。）德国宗教学家奥图（R.Otto）说过：“如果有一个宗教含有很活跃的反合理主义成分，生气勃勃，那就说明它能防御（过度的）合理主义。如果有一个宗教富有合理的成分，就能说明它能防御极端主义和神秘主义，能摆脱这些倾向，也能成为高级宗教、文化宗教或人类宗教。这两种成分齐全，而且互相和睦共处时，才能证明该宗教的卓越性...从这个角度来看，基督教是绝对卓越的宗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