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故事】《孔子与七十贤故事》2007-07-21 10:0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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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与七十贤故事》编纂计划 近日来,在上课的时候突发奇想,想编纂一个关于孔子及其七十贤弟子的故事。这个想法其实由来已久,大约从读研的时候起就已经有了,这个还得益于自己导师的提醒。他说你们可以将《论语》及其相关论著中的孔子七十弟子的相关资料搜集一下,作为研究资料,这个可能对于你们今后的研究很有帮助。当时也并未意识到这方面的重要性,只是根据导师的建议,便开始广泛搜集这方面的资料,截至到现在为止,已经将《论语》、《孟子》、《荀子》中的资料搜集完毕,只是除了《论语》之外,还未有对别的论著进行系统归纳。其实说到底还是由于自己没有耐心和毅力,加之自己所了解的这方面文献也很有限,致使这项工作一度搁浅日久,今日旧事重提,还是颇为感慨的。 我不知是为什么使得自己有了这个大胆的想法和决定,除了自己本身是学中国哲学的,对于传统文化特别是历史文化名人有着一种独特的理解和情感上的认同之外,还有一部分可能是受到现在“国学热”的影响罢,例如读经运动,孟母堂的创建,儒教复兴运动,孔子学院的建立,各国国学院的成立,另外还有媒体的大力参与,特别是中央十套百家讲坛特别推出系列节目如“易中天品《三国》”、“于丹读《论语》”等之后,我们惊喜地发现,原来竟然有如此多的人还依旧热爱着祖国的传统文化,对于历史文化典籍有着如此热切的关注,这真是我们所无法料想到的。因为在我们周围,充斥的更多的似乎是对传统文化的否定、批判和侮蔑,这种否定、批判和侮蔑可谓由来已久,从清末民初那些睁开眼看世界的早期维新主义者,到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左倾知识分子,再到文革时期的“评法批儒”,对知识分子的残酷迫害,一直到八十年代初,随着一系列的拨乱反正,这种情况才略有好转(只是有一点,文化上的拨乱反正似乎还远远不够)。但由于历史的惯性,我们很多人还是局限于旧有的思维方式,五四的思维方式,文革的思维方式,一提起传统文化,要么是思想糟粕,要么是封建遗毒,似乎唯有最新的,最现代的东西才是好的,其他的一切都是rubish(垃圾)。思想的浮躁和行为的功利主义象一条毒蛇,张牙舞爪,紧紧缠绕着一代又一代的现代中国人。 勤劳、简朴、善良、智慧的传统意义上的中国人现在到哪里去了?有着五千年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历史文明的乐观、自信的中国人到哪里去了?在全球化的浪潮之中,“中国人”这一概念该如何予以界定?“中国人”的形象该如何树立?这的确是值得现代中国人人深省的一个重要问题。“中国人”其实是一个文化价值符号,那么从你的身上,从你的言谈举止之中,是否可以向别人特别是向其他国家和民族的人透露出这样一种价值文化讯息,目前的状况的确令人担心。也许有人会说,你这是文化保守主义,只是沉溺于故纸堆有什么用,作为一个现代人就应该抛弃一切陈旧的落后的文化风俗,向外国人学习先进的知识文化和科学技术。是的,我承认自己严格说来可以属于文化保守主义,但我并不以此为耻,相反我会以此感到骄傲和自豪,因为我没有忘记自己的祖先,没有忘记他们的智慧的思想和高尚的道德修养。我并不排斥向外国人学习先进的知识文化和科学技术,而且通观近代中国百年沧桑历史,落后就要挨打,历史的铁证也证明确有此必要。抛弃一切落后的文化风俗没错,但如果你自己连读都没有读过古人的书,你怎么就知道它一定是落后的呢?只不过是让自己的大脑做了它人的跑马场而已。现代的中国人还有几个人能看懂古书?恐怕很少很少,能够通读完四大名著就已经很不错了。历史一个延续的过程,如果我们不能读懂古代人的思想,那么我们就会对古代人感到陌生、隔膜甚至产生种种匪夷所思的偏见,我们就是在无情地割断甚至抛弃自己的悠久历史文化和文明,这恐怕不是我们大多数人所愿意看到的。我们从很小的时候就明白一句话“忘记历史就意味着背叛”,谁愿意做一个历史的背叛者呢,谁愿意做一个数典忘祖之人呢? 有感于这一切,我便想参照古代的典籍,比如《论语》,比如《孟子》,比如《荀子》,比如《史记》,等等,用现代的话语向大家讲述一下发生在中原大地上的一个伟大哲人和思想家孔子和他的著名的七十弟子的故事。透过他们的言行,透过他们的事迹,透过他们的平凡却并不普通的人生经历,我们或许会看到一个个鲜活的历史人物形象。我们不必赋予他们太多的历史褒贬和价值评判,就让我们把他们当作我们现实生活中的一个人,一个长者,一个朋友来看,或许我们会发现他们竟然如此亲切,如此可爱,如此值得尊敬。是为记。 |

孔子何许人也?这个可能大家都耳熟能详,不仅仅因为他是中国古代的最有名的先贤之一,在东周末年的春秋战国时代,与他齐名的恐怕也只有老子了。而老子在历史上又一直扑朔迷离,据说历史上有三位姓李的老子,直到现在也不能确定作《老子》的是哪一位,在我们的历史教科书上所说的李耳只是其中之一,所以现在我们所唯一能够清楚认识的也只有孔子一人了。而孔子作为先秦儒家的开山鼻祖,他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开创私学(也即现在所谓民办院校),周游列国,删定六经,特别是借删定《春秋》之机来阐发个人思想,对历史人物予以品评褒贬,这就是后人所说的“春秋笔法”、“微言大义”。
《春秋》其实是先秦广为流传的“六经”之一,所谓六经,也就是《诗》、《书》、《礼》、《易》、《乐》、《春秋》(《乐》后来佚失了,其言论散存于《礼记》及其他典籍之中)。《诗》当然就是指《诗经》了。《书》是指《尚书》,世传的有古文和今文两种。古文即是先秦的文字,一说是科斗文,今文则是秦汉之后所采用的文字。《礼》是指《礼记》,世传有汉朝大、小戴(戴德和戴圣)《礼记》两种,后人多采《小戴礼记》。《易》是指《周易》,在今文学家那里,它被称为“群经之首,三玄之冠”。《周易》分《易经》和《易传》两部分,《易经》据学者考证大约成于殷周之际,而《易传》大多学者认为是孔子所作,但对此学术界也有一些争议。《春秋》有三种,即《左传》、《公羊传》和《糓梁传》,世称“《春秋》三传”,其中《左传》属于古文经学,而《公羊》和《糓梁》则为今文经学(古文经学,即是所谓“我注六经”,就是只是对《春秋》等典籍进行文字的训诂和疏证,并不借此阐发自己思想,开拓新义;而今文经学则是所谓“六经注我”,即并不仅限于字义的训诂疏证,而是将重点放在阐发自己的新解之上)。
这里着重谈一下孔子编纂《诗经》,因为历史上后代学者对于孔子作《诗》还是编《诗》还有很多争议,个人是认为孔子是编《诗》而非作《诗》的。《诗经》是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先秦时代称《诗》有三百多首。经过孔子亲手删定,最后剩余三百零五篇。在《论语》中,孔子曾说“《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墨子•公孟篇》说“诵《诗》三百,弦《诗》三百,歌《诗》三百,舞《诗》三百”。周振甫先生在其专著《诗经译注》中说,大概当时传的《诗》就只有三百零五首,举成数说,只说三百首了。也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约数”了。《诗》原先其实并不称《诗经》,到了汉朝,尊称《诗》为经,才有《诗经》的的称呼。班固《汉书•艺文志》称《诗经》二十八卷,齐鲁韩三家”,也就是说《诗经》后来流传的有“齐《诗》”、“鲁《诗》”和“韩《诗》”三种不同版本。所以,其实我们一说六经,就已经是在引用汉代人的说法了,在先秦并没有此说法,或者只能称之为“典”。
根据司马迁《史记•孔子世家》的说法:“古者《诗》三千余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礼义,上采契、后稷,中述殷、周之盛,至幽、历之缺,始于衽席,故曰:‘《关雎》之乱以为《风》始,《鹿鸣》为《小雅》始,《文王》为《大雅》始,《清庙》为《颂》始。’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颂》之音,礼乐自此可而得而述。”
由此亦可知《诗》开始时绝对不止三百篇,经孔子删定后方为此数。只是孔子皆弦歌之似乎有违历史本来面目。因为《诗》根据其内容分为风、雅、颂三部分,风主要是当时各诸侯国民歌,而雅则主要是指周王朝堂之乐歌,而颂则是商王和周王祭祀祖先时所咏唱。所以其实当时已经可以弦歌,非自孔子初始。如果说孔子弦歌之,则可能是孔子根据时代需要对之进行一些改编,就象现在很多歌手改编传统的民歌形式一样,而其内容并无大变化。
宋朝的朱熹在《诗集传•序》中说:“孔子生于其时,既不得位,无以行劝惩黜陟之政,于是特举其籍而讨论之。去其重复,正其纷乱。而其善之不足以为法,恶之不足以为戒者,则亦刊而去之,以从简约,示久远,使夫学者即是而有以考其得失,善者师之而恶者改焉,是以其政虽不足以行于一时,而其教实被于万世,是则《诗》之所以为教者然也。”
从这里我们亦可以看出,孔子删定六经,并不仅仅是通过《春秋》来阐发其微言大义,通过《诗》以及其他经典也同样在阐发他的匡扶正义、扬善抑恶的根本宗旨的。孔子被后代儒者称为“素王”,其根据也正在于此,孔子本身并不是王,但他的所作所为其实却是在行一个国家的王所应施行的,而与之相反,当时的所谓“王”却并没有做到这一点,所以后人才说,“孔子作《春秋》,而乱臣贼子惧”。因为孔子提出了一个他认为应当有的政治社会模式或者说政治社会秩序,在这一政治社会模式或政治社会秩序中,每个人包括君臣、上下都应有自己的职权范围和礼仪规范,如果你做不到,那么你就是属于所谓的“乱臣贼子”,就应当遭到惩戒甚至诛杀。齐景公还是很欣赏孔子的这一做法的,所以在他询问孔子为政思想,孔子说“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时,不由深为叹服,说如果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岂不是天下大乱,那么我连吃的粮食也不会有了。这也就是孔子删定六经的本意所在。
孔子的本意是在一个礼崩乐坏的年代里恢复和建立一个和谐稳定的国家秩序,可是由于当时诸侯国割据一方,群相争霸,在那样一个战乱四起、动荡不安的年代,并不具备这样的社会条件,所以孔子周游列国的结果,只能是到处碰壁,“累累若丧家之犬”。后人不能体会孔子的一片良苦用心,反要责备孔子顽固不化,复古倒退,这不能不说是对孔子的一个相当大的误解。孔子所提出的政治社会模式中,的确带有一些复古的成分,因为孔子心目中理想的社会秩序应该是二帝(尧舜)三王(禹、汤、文武)时代的社会秩序,孔子认为那个时代是君臣相得、上下有序、礼乐和谐、政治昌明的“黄金时代”,而春秋战国时代则是一个礼崩乐坏、君臣易位、上下相倾、政治昏暗的时代。对于如此黑暗、混乱的社会秩序,不但孔子不能接受,当时的各诸侯国人民也是不能接受的,人民迫切渴望统一安定的国家和社会秩序。于是,孔子提出了自己的“仁政”学说,后来儒家的继承者子思、孟子以至荀子都是继承和发展了孔子的这一学说的。他指出各国统治者要想统一天下,必须行仁义,要勤政爱民,要兢兢业业,要以身作则,要争取最广大人民的拥护。当然,孔子并没有说只行仁义就行了,不要求发展生产、富国强兵,这也是他的“仁政”学说的一部分,正如孟子所言“徒善不足以为政,徒法不足以自行”,要求统治者要建立“王道政治”,而非“霸道政治”,凭借“王者之师”去统一天下,则如“水之就下”,“沛然而莫之能御”,举天下易若反掌。
孔孟的“仁政”学说在当时并未得到统治者的珍重重视,当时各国统治者所采用的更多的是法家学说(其实质按照孟子的说法就是一种霸道政治)。颇值得人深思的是,当时最出名的两个法家代表人物韩非和李斯都是儒家代表人物之一荀子的学生(而荀子是既讲仁义,同时主张隆礼重法的,韩、李继承了其后者,却恰恰忽略了其前者),而他们的思想最后为秦王嬴政所采用,最后一统天下,建立起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封建王朝。然而,秦王朝由于自己的严酷暴虐,仁义不施,仅仅历经两世便被农民起义的暴风雨所吞没。我们也许从中能得到一些有益的历史启示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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