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周易》的主要内容与性质 

                                            （一）何谓卦爻？   

  从第一节的介绍中，我们知道，《周易》是《易经》与《易传》的统一体，从结构上看，它由六十四卦组成，上经三十卦，下经三十四卦。如此说来，要搞清《周易》的结构与内容，首先必须明了何谓卦爻。 卦是由”一”与”一一”两种叫做爻的符号组成，它首先分经卦与别卦。经卦是由三爻组成，有”               “8个符号，叫做乾、坤、震、艮、巽、离、兑、坎，八经卦均是三画卦，初学者很难记忆，为此，宋代大易学家朱熹在《周易本义》中记有一首《八卦形象歌》，可以帮助熟悉卦形。其歌词如下：         
   乾三连，     坤六断，           
   震仰盂，     艮覆碗，           
   离中虚，     坎中满，         
   兑上缺，     巽下断。     

  其中每一句的前一字是卦名，后两字是对卦的形象化描述。别卦是由六爻组成的，共有六十四个，六十四卦的每一卦都可区分出上卦和下卦，上卦也称外卦或悔卦，下卦也称内卦或贞卦。上下卦相同的共有八个，即由八经卦重叠而成，他们仍然叫原来的名字，如  （乾下乾上）为乾卦， （离下离上）为离卦，其余五十六卦的上下卦均不同，卦名需另起，如  （坎下离上）为火水未济， （震下巽上）为风雷益等，六十四卦的出现，标志着《周易》一书结构的基本完成。     至于”卦”字之得名，历来争论不一，有人以”卦”为”挂”，即把卦象悬挂起来，以便人们观看，《说文》：”卦，筮也。”即指卦与筮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郑玄认为，卦以木者，每一爻，画地以识之，之爻备，书于板。在此基础上，清朝学者张震言提出”书地识爻谓之卦”，意思是指占筮时，每得一爻便写于地上，以便记忆，这样三爻或六爻便构成一卦，所以，”卦”字从土卜，此种解释似更令人信服。   

   什么是爻？《系辞传》说：”爻也者，效天下之动也。”“道有变动，故曰爻。”“爻也者，效此者也。”“爻，交也。”（《说文》）虞翻注《系辞传》说：”动，发也。为两三才为六画，则发挥刚柔而生爻也。”孔颖达的注说：”每卦六爻，皆仿效天下之物而发动也。”“言爻者，效此物之变动也。”爻分阴阳，阳爻用”—”表示，阴爻用”一一”表示，其中阳爻表示阳、刚、君、积极、奇数等意义，阴爻代表阴、柔、女、弱、偶、消极等意义，阳爻用一三五七九中的”九”代表，又称”阳九”，阴爻用二四六八中的”六”代表，又称”阴六”。组成卦的六爻，自下而上分别称作初爻（注意，此处不叫一爻），二爻，三爻，四爻，五爻，上爻（注意，此处不能称作六爻）。如水火既济卦，自下而上分别称为：初九，六二，九三，六四，九五，上六。

   那么，卦与爻有什么区别与联系呢？”爻象动乎内，吉凶见乎外。”爻指爻，象指卦。”彖者言乎象者也，爻乎言者变者也。”（《系辞传》）”极天下之赜者存乎卦，鼓天下之动者存乎辞。”（《说卦传》）”观变于阴阳而立卦，发挥于刚柔而生爻。”彖指卦辞，爻指爻辞。这些话的意思可以解释为，卦爻都是讲天下之物的，也都是以阴阳为表正的，简单地讲，阴阳爻是组成六十四卦的最基本元素（两块最神秘的砖—郭沫若），没有爻就无所谓卦，正像现代计算机的二进制一样，没有”0”与”1”两个基数，计算机的千变万化就会子虚乌有，这是两者的共性。不过二者又是有区别的，从一般角度讲，卦主要是从静态的角度观察，重在反映阴阳之物的，反映物之象，物之赜的。爻则主要从动态的角度观察，重在反映阴阳之动，反映物之变。卦是物之体，爻是物之用，二者是体用关系。王弼在《周易注》中说：”夫卦者时也，爻者适时之变也。”卦为时，爻为根据时的变化，卦之时为大，爻之时为小。一个卦代表一个大的时代，这个时代相对地稳定不变，例如坤卦，代表一个”元亨，利牡马贞”的时代只要不出坤这个时代，”元亨”的性质就不会变。而爻则代表一个大时代中的一个小阶段，一个大时代中有六个处在不断变化中的小阶段。例如乾卦这个时代虽然不变，始终处在”元亨利贞”的过程中，然而这六个小阶段却在不停地变化，龙由潜而见而惕而跃而飞而亢，时时在变动。而平常我们所说的变卦，正是因为有动爻才形成的，无动爻的卦，可称为静卦。因为爻的不同变化，断卦主用的爻辞也不一样，对此，古代大儒朱熹与当代学者高亨都有详细论述。另外，在易学发展史上，京房首先根据阴阳之气的进退往来，结合爻位的上下变化，将这种运动形式称为”升降”，于爻位而言，由下而上为升，由上而下为降，能够形象地揭示出阴阳之气的运动形式与事物的发展状况，全面地说明卦与爻的区别与联系。                        

                                         （二）卦、爻是如何产生的？   

   了解了《周易》的基本构成要素卦与爻之后，还要进一步了解卦、爻是如何产生的。《系辞传上》说：”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即指河图洛书是制作卦象的依据，《系辞传》又说：”古者包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明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这是说八卦是圣人观象取物的结果，因此，八卦就是天地间万物的象征，如乾象征天，离象征火。《说卦传》又说：”昔者圣人之作易也，幽赞于神明而生蓍，参天两地而倚数，观变于阴阳而立卦。”这是说卦的制作与蓍草及数有关。从这一点我们可以看出，《易传》决非出自一人之手，因为同一作者绝不可能在同一篇文章中提出三种完全不同的观点，欧阳修的《易童子问》正是从这一点出发，对所谓孔子作《易传》提出反对意见的，下面还有几种观点，在此做一简要分析。   

   1.文字说。汉朝的《易纬乾凿度》认为，八卦来源于上古时代的象形文字。如乾卦的图象是”天”字，坤卦是古”地”字等。宋代的杨万里与明末的黄宗羲都同意这一观点。近代的郭沫若又提出一种变通的观点，”八卦是既成文字的诱导物”。前年，山东大学的刘乐一通过对石岩字的解谜，对八卦来源于文字又提出了新的见解。其实，《周易》的最大特点是它本身为一种符号体系，说八卦产生于文字，证据不足，似难成立。   

   2.生殖器说。认为奇偶两画分别象征男根女阴，出于先民对生殖器的崇拜。我们知道，世界上每个民族都有一个”生殖器崇拜”的时代，从最早的对女性生殖器的崇拜，到后来的对男性生殖器的崇拜。中国古人也同样如此，大量的考古材料充分说明了这一点，而这种对生殖器的崇拜，在《易经》的创立过程中肯定会有所影响。持这种观点的代表人物是章太炎、钱玄同和郭沫若，他们都认为卦画中的阳爻”一”象征男根，”一一”象征女阴。郭沫若在《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一书中提出：”八卦的根底我们可以鲜明地看出是古代生殖器崇拜的孑遗。画一画以象男根，分而二以象女阴。所以由此而演出男女、父母、阴阳、刚柔、天地的观念。”“让《易经》自己来讲《易经》，揭去后人所加上的一切神秘的衣裳，我们可以看出那是怎样的一个野蛮在跳裸体舞。”《系辞》也曾说过，伏羲氏创立八卦时”近取诸身”，那么，人身上的什么东西可以被圣人取象呢？处在伏羲时代的人们，因受生殖器崇拜的影响无疑视男根女阴为圣物，，而男根女阴的外形也极似八卦的阴阳爻，说古人受此影响而创立阴阳爻，有一定的道理。

    3.结绳说。有人认为，八卦来源于远古时代的结绳记事，我们知道，在人类由猿人转化为人后的初期，即人类文明刚刚萌芽的时期，先民还没有抽象的数字概念，只有具体的物数，因此在记事的时候，或采用石块、树枝、种子等，但这些物体容易丢失，先民就逐渐采用草绳记事，一件事打一个结，取材容易，又便于携带，持续了很长时间，绳子的结与无结处，外形很像卦的阴阳爻，先民正是根据此特点而创立八卦的。此说也是证据不足，略显牵强。
   
   4.蓍草说。这是《周易》本身的一种观点，近代的冯友兰先生认为，奇偶二爻与蓍草有关。”一”是一节的蓍草形象，”一一”是两节的蓍草形象；一根蓍草其数为奇，其象为”一”，断开后，其象为”——”。这种观点没有多少证据，因为蓍草的选用，是在八卦产生以后的事，古人认为人为天地之贵，上通下达乃人的职责；而古人经过大量的实践后发现，有两种东西最能代表天地之义，一为神龟，二为蓍草，它们生长期长，最有灵性，由此形成了龟卜与蓍卜。正像在龟之前，先民选用过多种其他动物作为占卜的灵物一样，在蓍草之前，先民也选过其它许多种植物作为灵物，到了后代古人又选用了铜钱作为占卜工具，因此，可以肯定地说，不是因为有了蓍草才有八卦，而是因为有了八卦才选用了蓍草，八卦产生于蓍草之说是没有根据的。

   5.数字卦说。据张政朗先生考证，河南四盘磨、陕西长安张家村、歧山凤皱村、扶风齐家村等，曾发现一些甲壳上刻着一些数目字，常是六个数目字一行，这就是蓍卦，而周初的青铜器铭文中亦有类似的数目字卦。在此基础上，徐锡台指出，四位奇偶数组成的玄卦，六位数组成的易卦，是同源不同支，是数字卦的新形式，这正是汉朝扬雄的《太玄经》的原始依据。此说观点新颖，但是否正确则有待于进一步的考证。   

  6.高级生命创造说。好奇心是人类的天性，自古以来，人们就通过各种形式来探索人类生存环境之外的空间是否存在生命，鬼神之说源这流长，但至今查无实据。八十年代以来，在全球范围内形成了一股”外星人热”，加上大陆上的”气功热”，许多人便把许多目前还解释不了的问题，统统推到外星人或高级生命那里去，飞碟是外星人的交通工具（现已查明，此乃美国军方制造的秘密飞行器），一些在人类初期出现的发达文明及部分消失的早期文明，都是外星人或宇宙高级生命创造的。那么，充满了种种神奇色彩的八卦与完全符合于现代科学的经络学说，就不可能是生产力水平如此低下、科技水平如此落后时代的先民的创造，其专利只能属于外星人，古人只能诚惶诚恐地接受神赐，这种观点不过是古代迷信的现代翻版，无任何可取之处。  

   阴阳爻画的出现，是中国古人集体智慧的结晶，是其抽象思维能力大大提高的表现。由于历史的限制，我们已无法得知古人是如何具体创立八卦的，因此，关于八卦的来源的问题，还会继续争论下去。你可以相信其中的一种，也可以都不相信。它们的共同特点是，都承认卦象有着某中固定的含义，但更有可能的是，在流传的过程中，人们不断地给它附加上许多意义，而其本意恐怕早已无法追寻。

      （三）卦爻辞的主要内容与构成形式  

《周易》64卦的每一卦都由卦象、卦名、卦辞和爻辞构成。举例如下：   乾，元亨，利贞。 初九，潜龙勿用。 九二，见龙在田，利见大人。 九三，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厉无咎。 九四，或跃在渊，无咎。 九五，飞龙在天，利见大人。 上九，亢龙有悔。 用九，见群龙无首，吉。   

   符号，是乾卦的卦象，一者是因为它在卦中最为突出，二者因为它是整个卦象的基础，后面的文字是对它的说明。卦象符号后面的乾字，是该卦卦名，而乾字后面的”元亨，利贞”，则是该卦卦辞，用来整体上说明此卦的特点，卦辞本称”彖辞”，唐以后才改称卦辞。卦后面的就是爻辞，每一条爻辞前都有爻题，如初九，九二等，一卦有六爻，也就有六条爻辞，爻辞是说明每一爻的性质与内容的，因每一爻的位置与性质的不同，就有不同的爻辞。这里需要注意的是，六十四卦中，只有乾坤两卦全部用”一”或”一一”构成，与此相应，这两卦的内容便多了用九和用六两项，用九和用六后面的文字不能称作爻辞，因其不是用来说明某一具体爻的，其用途与《周易》的占蓍法有关。     

  了解了卦爻辞的主要内容还不够，还必须对爻的各种关系、结构有个清楚的了解，才能明白一卦的含义与变化。汉代以前的一些易学家已形成了一些基本的看法，汉代时，这种看法基本成熟，由于明白这些说法是了解《周易》所必须的，因此，我们有必要做一简要的介绍。   

  1.旁通。指一个三画卦（或六画卦）与另外一个三画卦（或六画卦）相对应的爻体阴阳相反，此阳则彼阴，此阴则彼阳，阴阳彼此相应而交通。如离与坎互为旁通，明朝的来知德称为”错卦”。     

  2.反对之象。指一个三画卦（或六画卦）的卦象完全颠倒过来，就成为另外一个卦象，那么，这两个卦象就称为”反对之象”，也有人称为”反象”、”倒象”，来之德称为”综卦”，如复与剥互为反对之象。     

  3.互体。所谓互体，是指每一卦的中间几爻通过一定的法则重新组合，形成的一个新卦，即由中间的四爻，三四五爻组成上卦，二三四组成下卦，这个新卦就是原卦的互体。此法在梅花易数中用的最多。      

  4.纳甲。完整的纳甲说出自京房，京氏纳甲，即是以十天干配八卦，以甲代表十天干，故简称为纳甲。《京氏易传》卷下说：”分天地乾坤之象益之以甲乙壬癸，震巽之象配庚辛，坎离之象配戊己，艮兑之象配丙丁”。干支自古不分，京氏既以十天干配八卦，同样必以十二地支配八卦，《京氏易传》卷下说：”一三五七九，阳之数，二四六八十，阴之数。”同样，十二地支也有阴阳之分，六阳支为：子寅辰午申戌，六阴支为：丑卯巳未酉亥。京房以六阳支配乾、震、坎、艮四阳卦，以六阴支配坤、巽、离、兑四阴卦。      

  5.十二消息卦说。亦称为”十二辟卦”，广义的十二消息卦分别代表一年十二个月，今列之如下： 《复》十一月中，《临》十二月中，冬。 《泰》正月中，《大壮》二月中，《夬》三月中，春。 《乾》四月中，《姤》五月中，《遁》六月中，夏。 《否》七月中，《观》八月中，《剥》九月中，秋。 《坤》十月中，冬。 自《复》至《乾》为阳进阴退，自《姤》至《坤》为阴进阳退。十二月卦代表了一年当中阴阳之气进退消长的一个周期，而且这种周期是一年又一年，循环往复，一至无穷。   

   6.比：亲辅、邻近。体现一卦中临近两爻之间的关系，即初与二比，二与三比，三与四比，四与五比，五与上比。比的种类不一，有一阴一阳之比，有两阳之比，有两阴之比。一阴一阳之比又分两种：一是下阴上阳之比，叫做”承”；二是下阳上阴之比，叫做”乘”。     

  7.中位说。中位指卦中的中爻，凡爻居中位则吉。一种观点认为，六画卦中第三爻为中爻，《系辞传》：”易有天道焉，有地道焉，有人道焉，兼三才而两之，故至六者，非它也，三才之道也。”〈《说卦传》〉：”是以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兼三才而两之，故易六画而成卦。”另一种观点认为，六画卦中，二爻为下卦之中，五爻为上卦之中，二五若阴阳相应，则为”中和”。

                                          三  《周易》的作者问题     

  一本书的作者是谁，本来是不成问题的，但在远古时代，由于创作条件、创作时间、印刷条件、流传环境的限制，使得许多专著的作者是谁成了问题，这种现象在世界各民族中普遍存在，但其中又有不同之处。以古希腊文明为中心的古典文化，一开始就讲究个体的发展，所以，古希腊专著的作者不清的问题很少，因为当时的学者个性都很强，决不可能通过把自己的专著挂上别人的名号而使专著名扬天下，加上当时已有萌芽的著作权保护意识，使得流传下来的古希腊著作，除因保存原因而使作者的名字丢失之外，著作的作者是谁比较清晰。而在宗教文化很浓或专制制度持续时间比较长的国家和民族中，情况则有所不同。中国古代这方面的问题更多：   

   第一，中国古代文化元典中的许多著作的作者是谁，迄今为止，尚无定论，如《周易》、《尚书》、《黄帝内经》等，以至于形成了中国当今学术界特有的现象，专门有一种学问来研究古代著作的作者问题，争奇斗艳，令人叹为观止。

  第二，一些元典，虽然主作者明确，但其中一些章节显然是后人加入或修改过的，也打上了原作者的名字，使得后人虽有疑惑但却不知道此部分的作者是谁，至多可以知道是何时代的人。     

  第三，一些专著，是在专制体制下，由个别统治者笼络一批文人为其捉刀代笔，形成部分专著，最后被冠以统治者的名字，真正的作者永远成为一个历史之谜。但书中代表的是哪个时代、代表那种派别的思想是清楚的。如《吕氏春秋》就是如此。     

  第四，一些专著，是一些普通的知识分子所写，而要使其得到更好的传播几乎不可能，因为古代的信息传播主要是通过官方的行政渠道才能实现，而且，圣人与皇帝本身又是真理的化身，为了提高著作的权威性，并且使得著作得到很好的流传，这些真正的作者们便只好隐去自己的真名，而冠之以古代的圣贤之名，实际上有的差好几个历史时代。这种作法与中国古代的官本位意识及圣人崇拜有关，其详细情况在本书的后半部分还有论述。     

  第五，有些专著，特别是小说类，由于内容荒诞，与礼法不容，故隐去真名。因为中国古代是一个专制极为发达且又持续时间很长的国家，要维护专制就必须强化组织控制和实行愚民统治，而要实现愚民统治，就必须进行思想与文化控制，在中国古代主要采取两种办法：一是消除前代的一切异己思想，汉武帝所采取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方略就是此目的，后代的统治者纷纷采用这种方法。二是采用文字狱的方法，消灭同时代的任何异己思想与思想者，此种情况在明清两代达到高峰。一些异端思想者为了自身的安危，不得不隐去真名。《金瓶梅》即典型之例。     

  相比这些特点，《周易》一书的作者问题更有特殊性，一方面，此书跨越的时间最长，内容差异最大；另一方面，此书有”人更三圣，时历三世”与”十圣”之说，加上历代对其的崇拜，使得这一问题更加扑朔迷离。下面试着作一些探讨，本书不想过早地下结论，主要想从中发现一些特有的文化现象。      

                       （一）画卦与重卦的作者问题     
  
  上面我们已经介绍了在卦爻如何产生问题上存在的几种不同观点，说明学界、考古界还没有拿出确凿的证据来证明某种观点，由此必然相联的另一个问题是：卦爻由何人所作？ 这是一个个争论很大的问题。就《易经》一书看来，古人认为它有一个很长的形成过程。《汉书•艺文志》的作者班固提出了”人更三圣”说，认为《周易》一书的形成经历了三大阶段：第一阶段是伏羲氏画出了八卦形象，此时还没有文字，也就是说，八卦符号产生于文字之前；第二阶段是周文王把八卦重为六十四卦，而且在后面作上卦爻辞；第三阶段则是孔子作《易传》。其实在此之前，司马迁在《史记》中也提出类似的观点，他认为，先祖伏羲首画八卦，经过许多年以后，当时还未一统天下的姬发（后被称为文王）因被纣王怀疑有谋反嫌疑，而被打进监狱数年，在此漫长的铁窗生涯中，姬发一方面筹划一统大计，一方面精研八卦以为掩护，从而重八卦形成六十四卦。对此，后代一些学者又提出了一些新的看法：三国人王弼认为，伏羲既为八卦的作者又为重卦的作者；东汉末的郑玄则不同意此种说法，他不反对伏羲为八卦作者的说法，但又认为神农为重卦的作者；晋人孙盛以为大禹为重卦的作者。他们的共同点是都不反对伏羲为八卦的作者，但对重卦的作者是谁却提出了不同的观点。 在我看来，八卦、六十四卦的形成应该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究竟是先有八卦还是先有六十四卦，还无考古证明，但从逻辑的角度看似乎应该是先有八卦，后有六十四卦，因为八卦只是把事物划分为八类，不能全面反映客观事物的千变万化，因而它无法告知吉凶，不能指导人们的行动。但八卦是构成六十四卦的一个必要的历史和逻辑环节，八卦是小成，重为六十四卦之后，才能反映大千世界的丰富变化，指导人们的行动，但八卦与六十四卦的时间间隔不会太远。因此，八卦与六十四卦既不可能由外星人创造，也不可能由几个或一个圣人创造出来，一定是中国古代的先民在长期的生产实践和社会实践中创造出来的。当然在这个过程中，个别人在其中起了最重要的作用，也是符合历史事实的。从这个角度出发，古人把圣人作为卦爻的创造者也不无道理。在今天，我们似乎应该把它看作是以伏羲、文王为代表的不同时代的某个团体集体创作的结果。         

                        （二）卦爻辞的作者问题     

  卦爻辞是《周易》一书很重要的组成部分，就其素材而言，主要来源于前人的占蓍记录，后来经过编者的编纂而系于每卦每爻后面，便成为卦爻辞。从文句上看，其内容可分为三大类：第一类是以自然事物现象的变化，来比拟社会、人事的变化，如”飞龙在天，利见大人”。第二类是探究人事得失，如”乘马班如，求婚媾，往吉，无不利”。第三类是判断吉凶的占辞，如”利贞”、”咎”等。从内容上看，这些占辞包含了商旅、耕种、工艺、家族、政治、祭祀、战争、宗教、等多方面的信息，是当时无可比拟的百科全书。

  《易经》卦爻辞中，有许多重复的地方，相同的词句往往系于不同的卦爻之下，如”泰”初九同”否”初六皆为”拔茅，茹以其汇”。这说明卦爻辞不过是某卦某爻的筮辞，而筮辞不过是占问某事吉凶的词句，是一种原始记录，也就是说，它不过是当时的预测机构的官员——卜史的卜筮记录。从历史上看，筮辞并非一时一人的创造，而是不同的卜官长期卜筮的积累，《周礼•春官》：”凡占筮，既了，则系币以比其命，岁终，则计其占之中否。”就是说，掌管卜筮的卜官，在每次占卜之后，将所得的兆象和占断的词句记录下来，连同礼神之物藏于库府，到了年底，则将这些平时积累下来的筮词汇集起来，加以统计对比、整理分析，看其中有多少条应验，已经应验的筛选出来，作为以后占筮的依据或参考。由此看来，《易经》中的卦爻辞，就其素材来看，不过是从大量占筮记录中挑选出来的，而编者们又对这些素材加工润色、编辑整理，形成了《易经》。因此，《易经》中有许多卦爻辞都非常整齐，如乾卦：”初九，潜龙勿用；九二，见龙在田，利见大人。九三，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厉无咎。九五，飞龙在天，利见大人。上九，亢龙有悔。”描述了龙由潜伏、在田、或跃、在天、跌下的运动变化过程，有中心，有整体，体现了编者的努力。又如艮卦：”初六，艮其趾，无咎，利永贞。六二，艮其腓，不拯其随，其心不快。九三，艮其限，列其汇，厉，薰心。六四，艮其身，无咎。六五，艮其辅，言有序，悔亡。上九，敦艮，吉。”从初六到上九依次讲保护人的脚趾、脚肚、胸腹、脸、额，文辞工整、逻辑性强。     

  由于经过了编者的刻意加工，使得大部分爻辞看起来很有系统，各爻辞之间有内在的逻辑联系，而且似乎和卦象之间有着严格的对应关系。其实两者之间没有任何必然的联系与对应，从整体上看，《易经》的卦爻辞主要还是筮辞的堆积，大部分卦爻辞之间缺乏必然的联系。
   那么，古人如何看待这个问题？以班固为代表的汉以前的学者大都认为卦爻辞乃文王所作，东汉的经学大师们又把创作权加于周公身上。到了朱熹那里，就明确地把周公加到了《易经》卦爻辞创造者的行列里，认为伏羲画卦，文王重卦并作卦辞，周公作爻辞，班固和朱熹的说法在封建社会成为官方所接受的定论。但到了近代，则基本上被推翻，因为卦爻辞中提到的许多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出现在文王和周公之后，如晋卦卦辞说：”康侯用锡马藩庶，昼日三接。”以前的经师囿于文王作卦辞之说都认为康侯不是具体之人，但正像顾颉刚先生在《周易卦爻辞的故事》一书中所指出的那样，康侯就是周武王的弟弟，封于卫国，又称为康叔，康叔在武王之后，当然更在文王之后，晋卦讲到的他的事实，表明卦辞非文王所作。另外，明夷卦有”箕子明夷”的词句，大家知道箕子是商纣王时的忠臣，相传《洪范》一书乃箕子所作，而这本书是箕子向周统治者讲述治国之道的，而他应该早于或与文王同一时代，表明某些爻辞非周公所作。当然，这里并不排除文王和周公亲自作过某些卦爻辞，因为他们本人有可能很懂易经，并在某些重大问题上自己占卜。还有一种可能就是，作为统治者，他们可以召集卜官和一些其他的知识分子对历代的占筮记录作整理分析成为专著，在这个过程中，他们有可能提出过许多指导性的观点，但整个卦爻辞的创作应该是一种集体智慧的结果。过去的儒者把卦爻辞的创作权归于文王与周公，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圣人崇拜的表现，我们不必完全相信；但他认为卦爻辞的形成有一个过程且非一人所作，这是符合历史事实的。还有，他认为卦爻辞成于殷末周初，也基本符合历史事实，因为据现代学者考证，卦爻辞中提到的历史人物和历史事实，没有晚于西周初年的，这表明，卦爻辞在西周前期已成型，这些已无争议，但是《易经》的卦爻辞到底由那些人创作，这是一个怎样的过程，经历了多少时间，文王与周公到底在其中发挥了多少作用，恐怕永远是一个历史之谜，除非将来科学发展到可以使时间倒流。

                                           (三)《易传》的作者问题     

  关于《易传》的形成年代与作者，古代早有定论，从司马迁开始，传统的看法一致认为它是孔子的杰作，《周易》之所以能成为群经之首与此很有关连，但古代也非铁板一块，北宋的欧阳修就反对这一传统的观点，在《易童子问》一书中，欧阳修借童子之口，指出了许多书中的前后矛盾之处，认为圣人不可能犯这种低级的错误，肯定有很多人参与了创作，以至于造成了前后不一，但欧阳修又不敢公开否定传统的观点，只能假童子之口提出疑问而已。当代的许多学者陆续提出了一些新的观点，我们先作一些介绍。 第一，孔子作《易传》。在当代坚持这一观点的，以金景芳、吕绍纲为代表。金景芳说：”我认为，《易大传》是孔子所作，证据确凿，无可否认。”其理由是《史记》如此说，而《史记》的作者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曾师杨何学过《周易》，而杨何又是孔子的九传弟子，他的话应该没错。又因孔子聪慧过人，一些内容非他莫属。吕绍刚先生又在《周易阐微》一书中专门列出一章，全面分析了《易传》的作者问题，他从《易传》产生的时代背景、思维特点、考古文献等多方面论述自己的关点，坚持认为，《易传》中当然有些部分是前人旧说，有的是后人加入其中的，有的是弟子记录，而其主要部分及内容是孔子所作。 在此基础上，有些学者提出，《易传》虽非孔子亲作，但其主要思想却是儒家的，李泽厚认为，《易传》更多地受荀子思想的影响。还有人认为，它是战国时代的作品，是当时的儒家的代表人物充分吸收了百家争鸣的成果，并以儒家思想为指导而形成的作品。 第二，道家思想影响说。近几年来，美国的陈鼓应教授提出，《易传》是受稷下道家思想的影响而形成的。尤其是《系辞》与《彖辞》中道家思想成为主干。《系辞》宣扬占卜，这与先秦儒家思想冲突；而其中的宇宙论和辩证法思想在孔孟思想中没有，它为道家所独占；《彖传》中，作为儒家思想核心的”仁”字没有出现，而其中”天行”、”刚柔”等大量概念为道家所独有；同时，《易传》中尚刚尚阳的思想，以及由天及人的思维模式也是儒家所缺乏的，而在道家，尤其是稷下黄老道家思想为主要部分。      

  我认为，《易传》是介于孟子与荀子之间的战国时期的作品。当时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不同流派的思想兼收并蓄、互相促进，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产生的《易传》，其中包含道家思想不足为怪，但不能因为其含有道家韵味而将其归为道家的作品。儒道的区别并不在于谈不谈天道，而在于它们表现出的价值趋向。儒家的最高范畴是天，而道家的最高范畴是道，《易传》的最高范畴也是天，其太极思想虽与道家思想有相似之处，但本质上却完全不一样，而且是比天低一级的范畴，另外，稷下道家虽有刚健思想，但这不是道家思想的主流，阴柔与无为是道家思想的主导方面，刚健有为则是儒家思想的主导方面。《易传》中既有儒家的刚健有为精神，也有道家的阴柔无为思想，但以刚健思想为主；既有超自然的追求，而落脚点不过是人文的道德境界，主导思想是号召人们入世而不是出世。同时，在作者的归属问题上，不能单从概念范畴的应用上简单划分，也不能从思维方式的相似上加以推断，而应从其内在精神的主导取向上加以分析，因此，我认为，《易传》是儒家的作品是没有什么问题的，但并非孔子亲作，应该是在孔子思想的指导下，儒家许多弟子集体创作的结果。

   四《周易》的特殊性与文化地位   

  本书前面的部分主要是对《周易》的基本介绍，在本部分，我将重点讨论一下《周易》一书在中国文化史上的地位，只有地位确定了，才能真正弄明白《周易》到底对中国文化发生了哪些影响，以及这种影响的深度、广度与跨度而要搞清楚这一点，我不得不引用著名学者冯天瑜先生的有关观点，他在河南大学出版社推出的”元典文化丛书”的序言中说：
  公元前6世纪前后的几百年间（即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所称‘轴心时代’），南亚的印度 人、西亚的希伯来人、南欧的希腊人和东亚的中国人，在各自经历长时段的文明积淀之后，不 若而同地达到文化史的一个临界点—人们已不满足于对现实的直观反映而致力于对世界的本 质和运动规律的探索，并思考作为实践与思维主体的人类在茫茫时空中的地位，开始形成深刻的而不是肤浅的、辨证的而不是刻板的关于宇宙、社会和人生的学说，并首次用完整的典籍将其记录下来，从而使得此前处于萌芽状态的、散漫的宗教、科学、文学、史学、哲学成就得以凝集、综汇和升华。这些第一次强有力地歌咏出诸文明民族”元精神”的为数有限的典籍，可以称之”文化元典”。
  如果说，《吠陀文献》和《佛典》是印度元典，《古圣书》是波斯元典，《理想国》、《形而上学》等先哲论著是希腊元典，《圣经》是犹太及基督教元典，那么，在中华文化系统中，堪称”元典”的，首推《诗》、《书》、《礼》、《易》、《春秋》等”五经”。被儒家尊为经典的《论语》、《孟子》、《荀子》，被道家及道教奉为经典的《老子》、《庄子》，被墨家视为圭臬的《墨子》，法家的集大成著作《韩非子》，都享有”元典”之尊，此外，一些专科创始之作，如军事家鼻祖《孙子兵法》、医学宝典，黄帝内经>也可排入”元典”行列。
  元典率先系统荟萃先民智慧，其思想富于原创性，其主题具有恒久性，因而元典有着立足于现实基础之上的超越性，它们的思考指向宇宙、社会、人生等普遍性问题。在回答这些普遍性问题时，所提供的并非实证性结论，而是哲理式原型，并非僵固式的教条，而是开放性的框架，有着广阔的”不确定域”从而为历代阅读者和解释者保留了”具体化”和”重建”的无限空间，使之可以纵横驰骋。这便是所谓”《诗》无达诂，《易》无达占，《春秋》无达辞”（《春秋繁露》），以致在两千余年间，元典常释常新。一部中华元典诠释史与整个中国文化史的进程相伴相依，互为表里。
  历史的辩证法反复昭示：发展不是简单的生长和增进，它往往不一定呈直线式进步，而是通过一系列螺旋式圈层实现的。这样”回复”便不总是重复往昔，而可能是一种上升的形式，是”唤醒”事物在其开端时即已蕴蓄着的可能性的一种形式。作为具有自觉意识的人类创造的文化，也生动地展现着螺旋式的发展轨迹，如欧洲”文艺复兴”的崇尚古希腊，”宗教改革”的服膺《圣经》，便是对元典精神的发扬和再造，而欧洲文化正是在这种”回复”中赢得历史进步的。这种向”文化元典”吸取灵感，获得前进基点的现象在中国也多次出现，著名的”古
文运动”便是典型事例。考之以中国近现代思想文化史，这种”返本开新”、”以复古为解放”，即回归元典以求新变的情形也俯拾皆是。
  对此问题，恩格斯在评价古希腊哲学时也说过，在这些天才的猜测和论述里，差不多可以找到后代所有思想的胚胎与萌芽。文化全息理论也认为元典文化所包含的信息在后代是逐渐凸现的，因此，搞不清元典文化，就搞不清一个民族与国家文化发展的线索和内容。
  中国春秋战国时期，是中国文化元典的形成时期，这些元典包含了后世中国文化的各种因子，历史地决定了中华文化的发展方向、性质和特征。中国文化之所以形成今天人们所熟悉的面貌，中国国民性格为什么会现出迥异于西方民族的特征，中华民族何以能以独特的发展道路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即受惠于这些文化元典，当然，文化发展的根本原因在于经济基础的结构与发展状态。但是，文化又有自身的发展规律，是继承性与创造性的统一，正是文化元典决定了文化基因的结构与趋势，历史的发展能够充分地证明这一点。
  在这些文化元典中，《周易》又毫无疑义地坐上了第一把交椅，这部被儒家奉为”群经之首”、被道家尊为”三玄之冠”的文化元典，顺理成章地成为”大道之源”，成为中国文化的源头活水。它对中国文化的影响远远超过其他任何一部元典，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周易》一书有着众多的特殊性，只有搞清这些特殊性，我们才能真正弄清它的文化地位。
                       
                （一）《周易》自身特殊性分析

《周易》是一部奇书，首先在于其独特的结构，别的书都是由一篇篇短文构成，每一篇独立性较强，篇与篇之间的序列固然有一定的联系，但并不十分严格。而《周易》一书是由六十四卦构成，六十四卦的序列自有确定的含义，不允许颠倒，《杂卦传》对此有明确的说明，近几年发现的帛书本《周易》虽卦序不同，但只是为了记忆方便，并不具科学性，这恐怕是其不能流传的原因之一。六十四卦又分上经三十卦，下经三十四卦，乾坤为上经之首，咸亨为下经之首，有着严密的逻辑结构。
《周易》包括经与传两部分，这也是它的特别之处。别的书如《诗》、《书》、《春秋》，经与传分开，传是释经的，不能算作经。如《春秋》所指的就是那大约16000多字的经文，《公羊传》、《毂梁传》、《左传》不包括在内，而《周易》，则包括《易经》与《易传》，这与其他书不同。
如果我们先用一句话来概括一下《周易》的最大特点，就是用筮与卦来表达思想，也就是用象数来表达思想，如果套用现代语言，就是用符号表达思想，这在世界文化史上是独一无二的，由此形成了许多特殊性，下面略做分析。
  
  1.象数与义理的统一。

  《易经》之象主要包括阴阳之象、实物之象、临时之象，数包括大衍之数、太极八卦之数等。简单地讲，”象数”是指《周易》六十四卦卦象及三百八十四爻爻象和体现卦爻象的数字，象数易学的特点是，重点探索卦爻象与卦爻辞乃至于《易传》之间的种种关系，持此观点的学者们认为，《周易》经文字字句句，无一虚设，皆出于卦象，具体体现在对《周易》的解说方面，表现为侧重于或过多地解释《周易》经文在卦象上的依据。”义理”是《周易》中所蕴涵的各种自然、社会及人生哲理，义理派的特点是，全面揭示与阐发《周易》中所包含的宇宙观、世界观、人生观，具体体现在对《周易》的解说方面，重在阐明《周易》之微言大义，很少或几乎不问津于经文与卦爻象之间的种种联系。象数与义理虽有区别，但却是有机的统一，没有象数则义理无从谈起，象数是义理的基础，这也是《周易》一书区别于其他各书的根本特点。同时，没有义理，象数永远得不到升华，只能沦为术数。易学发展史早已证明，东汉的象数易学因为忽略了义理的指导而造成了妄说泛滥，迷信横行，王弼的扫象才使易学重整旗鼓，而改革开放以前，大陆上的易学研究因过分重视义理，并用马克思主义去机械地加以解释，造成了易学研究的空洞化。
  
  2.抽象性与具体性的统一。

  任何一部书，都存在着抽象性与具体性问题，但这种抽象乃是理论上的一般，总是有其确定的含义的，无论是黑格尔的绝对精神，还是马克思的”商品”范畴，虽抽象仍具体，乃语言表达之结果。而《周易》一书则主要是用象数表达思想。为什么要用象数来表达思想呢？因为这样做具有最大的抽象性，具备了最大的抽象性，也就具备了最大的灵活性、适应性与具体性，这就使它与别的古书，如《诗》、《书》、《春秋》等有了很大的区别，这些书所讲的道理，虽有一定的抽象，但实际上是比较具体确定的，肯定或否定什么是很清晰的，最多有语言文字上的障碍，只要把训诂搞到家，这些问题是不难解决的。《周易》则不然，它的六十四卦要极尽三才之道，”范围天地之化而不过，曲成万物而不遗”，”开物成务，冒天下之道”，”穷理尽性以至于命”，对任何时间、地点、条件、人物都适应，就必须”只讲一些空套子”，使得”任何事物都可以套进去”（冯友兰《周易纵横录》）。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用象来表达，而且必须是最抽象之象，能够灵活表达三才之理之象。《诗》之比兴和《孟子》、《庄子》的譬喻，是一种有确指的象，偏主一事一物而言，《易》之象则无所不通。例如乾卦卦辞”乾，元亨利贞”，就是一种无所不包的象，这个象无非是要表达一个”健”意，自天子至王公大臣及庶民百姓，都可能遇上健的时候。初九”潜龙勿用”，描述一个”潜龙”之象对任何人与事物都适应，用其它任何方式都不能准确表达。从另一个角度来讲，《周易》的象数是无确定的含义的，这里面可以引申出无限的含义来。稍懂易学史的人都知道，中国文化史上，历来都是六经注我或我注六经，但历来解易的著作最多，这一方面与《周易》的最高地位有关，更重要的是因为它具有最大的抽象性，可以人人发挥，纵横驰骋想象力。冯友兰先生把易经比作”宇宙代数学”，应该是对易经抽象性的最准确表达，这就像爱因斯坦的统一场方程一样，具备最大的抽象性，也就具有了最大的包容性。
  同时，《周易》又具有最大的具体性，因为它不仅有卦爻辞，而且有传，它们都有非常具体的含义，既包含确切的历史、地点、人物、事件，又表达明确的思想与价值取向；特别是象数方面，它能对上至天文，下至人事，所有具体问题做出吉凶判断。每当涉及一具体问题时，它的含义就变得非常明确，既具有最大的模糊性，又具有最大的准确性。这一点与现代的符号逻辑不同，符号逻辑乃纯符号的运动，而《周易》的逻辑既有符号又有实物，所以这种抽象性与具体性的统一，是自古及今从未有过的，这也是《周易》一书最明显的特点之一。
  
  3.理性与神秘性的统一。

  《周易》一书是用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来表达三才之道的：”夫易广矣大矣，以言乎远则不御，以言乎迩则静而正，以言乎天地之间则备矣。”（《系辞上》）其功能虽大，但却不是来自天神所赐，也不是什么上帝的启示录，而是”古者伏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命之德，以类万物之情”。也就是说，《周易》乃”人更三圣”的杰作。从结构上看，”是故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吉凶，吉凶生大业”（《系辞》），它完全排除了任何神的因素。但是，在古代的世界，宗教信仰是很盛行的，在中国历史上，尽管宗教从未占据统治地位，不像欧洲中世纪的基督教，也不像当今的伊斯兰教，然而，中国古代的祭天、崇天意识却十分浓厚。《易经》产生的时代，人们的生产力水平还很低，对许多现象充满神秘感，对天有一种神秘的畏惧，周统治者以德治天下，但却处处宣称自己代表天意，这是为何？因为在那个时代，任何统治，如果没有天意的支持，将失去统治的依据。而殷代的崇鬼仪式已远远不适应时代的需要，只有通过《易经》这种有着神秘外衣的理性符号结构，才能使被统治者视它为神物，自觉地接受它，崇拜它，从而达到”神道设教”的目的。易的神秘性表现在
卜筮和卦象两方面，用卜筮决定吉凶，百姓以为它是神意的代表，心里确信不疑。如果不用卜筮，依据自己得分析判断来指导别人的行动，纵然正确，他也半信半疑，何况统治者的许多言行是完全不合理的，只有靠神秘性来充门面。但是光用卜筮也不够，你必须把卜筮断出的吉凶用卦象表现出来，让人们觉得卦象所显示的吉凶，是言之成物、持之有据的。
  这样以来，既可以使人们理性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不致流于西方式的宗教狂热，由此形成了中国文化特有的实践理性，又可使人们对天充满神秘感，进而对代表天意的统治者充满畏惧。因为无论你得到何卦，都是天意的代表，而任何卦不管吉凶如何，其最终含义都是要求你服从统治阶级制定的道德标准，只要你按照统治阶级的各种要求去做，有凶也不为凶，反之，有吉也会变凶，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孔子才讲”不占而已矣”，荀子才讲”善为易者不占”，因为吉凶的最大分野正在于当时的统治阶级制定的道德标准能否遵守。
  这是理性与神秘性结合的最成功的典范，西方的圣言录、先知录，是一种纯宗教性的启示录，如摩西与上帝的金柜之约并依此所形成的摩西十诫，都是一种毫无理性根据的假设，是一种不能证明，也不允许去证明的非理性信仰，这种大前提的维护，必须依靠强权与专制。康德认为，信仰与理性（科学）应该属于不同的领域，在信仰的领域，不需要理性的证明，而是一种非理性的沟通。理性与科学则需要严格的逻辑，这两个领域应该分开，互不干涉。但古代的世界文化，无论东方与西方，都试图把二者有机地结合起来，因为只有把两者结合起来，才能为统治者找到统治的合理根据，为人们找到一种在当时的条件下对自然与社会的最合理解释。宗教式的解释。因为其无科学性，最后只能退回纯信仰领域，而《周易》的特殊结构，使得它能够把理性与非理性很好地结合起来，这也是它经久不衰的原因之一。
  
  4.形而上与形而下的统一。

  在近代，形而上学原指哲学，后来被用来专指一种与辩证法相对立的世界观、方法论。在中国古代，”形而上”指一种世界观、宇宙观，也就是说，任何一种关于世界与社会总体看法的学说，都是”形而上”；而且，中国古代的大多数宇宙观都是辩证的，这与当代对形而上的理解有着很大的不同。”形而下”指自然实物、自然现象、社会万象，其最早的含义正在《易传》中，”是故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化而裁之谓之变，推而行之谓之通，举而错之天下谓之事业。”其意为，《周易》不仅是一种宇宙观，而且是一种能够指导人们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圣书，”易与天地准，故能弥纶天地之道。仰以观于天文，俯以察于地理，是故知幽明之故。原始反终，故知死生之说。精气为物，游魂为变，是故知鬼神之情状。与天地相似，故不违。知周乎万物而道济天下，故不过。旁行而不流，乐天知命，故不忧。安土敦乎仁，故能爱。范围天地之化而不过，曲成万物而不遗”（《系辞传》）。就是说，学好了《周易》，无论幽明、鬼神、万物之本理，无有不明。这些都是形而上的功用与范围。但人不能只生活在真空里，更不能仅仅靠理论来生活，顺应参与改造自然、社会。日常生活，是人生的最重要活动，这些事怎么办？”伏牺氏没，神农氏作，斫木为耜，揉木为耒，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