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学者哈贝马斯（J.Habermas）将世界分为生活世界和制度世界：生活世界是我们通过日常生活产生感情、价值、伦理道德等等的空间，而制度世界用法律制度等形式来表达这些感情、价值、伦理道德等，以维持整个社会的秩序。要用传统儒学的词语说，“修身齐家”属于生活世界，而“治国平天下”属于制度世界。由此可见，儒家意识形态的目标也就是这两个世界的和谐融洽。

  那么这两个世界彼此游离，会有什么样的后果呢？有个朋友跟我讲过这样的故事：虽然现在有规定党政机关白天吃饭时不能喝酒，但是她们XX局仍是大吃大喝的。理由是：那个规定有例外，那就是有外省客人的时候能喝酒。而她是个外省出身的。所以他们一直都能喝酒，直到她退休的那天。（她退休了，那个机关自然也会找另一个理由的。）

  这不过是区区小事，看起来也不必那么认真看待。但我认为，其实这种形式主义是万恶之源。

  制度有目的和形式。而形式主义者，忽视前者遵守后者。《圣经》里的耶稣是彻底的反形式主义者。当时犹太教精英群体“法利赛人”自认为严格遵守犹太教律法。可是耶稣却说：“你们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你们将薄荷、芸香并各样菜蔬献上十分之一，那公义和爱神的事反倒不行了。”（路加福音第11章）他强调的不是形式，而是原本的目的。所以他一讲起来，连看起来很简单的《摩西十戒》都显得很恐怖了。比如他认为“不可杀人”的真正意义是“不可向弟兄动怒”，“不可奸淫”的真正意义是“看异性时不能有一点淫意”。（马太福音第5章）你能做到吗？耶稣的回答是：“在人所不能的事，在神却能。”他的意思是：在神眼里，再善良的人都不过是罪人，人只能完全依赖神。

  这些故事所有的基督徒都知道，可基督徒摆脱法利赛形式主义却不容易。比如我在某些基督教论坛上看见有人谈能不能吃肉的问题。神都看中了亚伯的羊而没看中该隐的庄稼（创世纪第4章），拿《圣经》来主张汉传佛教的“善行”那一套实在是可笑之极。不过人就这么软弱，总希望自己能够通过自己的行为来证明一下自己的“义”。倘若遵守一些具体的规定就能证明自己很善良，大慈大悲，那么感觉很踏实，对吗？形式会安慰人的。我受洗礼后从没拜过偶像（庙里的佛像、神像什么的），但我并不认为自己与偶像一点关系都没有。因为我认为《圣经》的神禁止拜偶像，其真正的目的是不许看世上的任何东西看得比神还重要。对一个考生来说分数比什么都重要，那分数就是她/他的偶像。对一个商人来说钱才是命根子，那钱财就是她/他的偶像。别以为偶像就在庙里。如果你把偶像想得那么简单，那么砸掉寺庙的红卫兵、炸掉佛教石窟的塔里班等人才是最忠诚的信徒了。我随时都要警惕偶像的出现，最可怕的偶像其实在我心里。我的宝物在哪里，我的心也在哪里。

  古代希腊的哲学者认为，人都需要终极目的（telos）和实践理性（phronesis）。终极目的告诉你我们应该追求的正义，而实践理性告诉你我们应该怎样追求这个正义。当然每一个人的终极目的不同，实践理性的熟练度也不一样。没关系，我们不是正在互相发表言论进行交流吗？通过交流，会慢慢成立些共识的。重要的是我们的生活世界有没有这样的一个过程。如果没有，那么我们难以监督制度世界了。而制度世界一旦失去了来自生活世界的监督和支持，就容易陷入形式主义的圈套。结果还是“上有政策，下游对策”“作秀”“搞形式，搞形象”的老样子。

  也就是说，民主主义的成熟不能仅靠政治改革，也需要一个成熟、理智的社会。在这个意义上，这次大地震可能是对中国社会的考验。今天你准备去谩骂“辽宁女”“X跑跑”等人， 还是问问自己的实践理性为灾民怎样才能做点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