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维成自叙
    我与书法，虽不能说家学渊源，祖上却也都雅好笔墨。我的祖父在当时就是本地一位小有名气写家子。在日本人侵占寿州时死于鬼子的刺刀下。可惜我无缘见到祖父。我的高高祖汪应夏公和乾隆朝状元汪应銓为同宗兄弟。当汪应铨编撰的32卷本《江南通志》印成后，即赠先祖一部。我们家一直作为传家之物代代珍藏。直至文革时期家父为了躲避政治运动连同其它书籍字画一同付与祝融君了（其中包括一部现在非常值钱的宋版书）。从那以后能写一手漂亮的毛笔字的家父便装成不识字，从此不再摸毛笔了。包括钢笔和铅笔，連打个便条都找别人帮忙。性格刚强的父亲在文革结束多年后曾对我说：“文革时如果要是被批斗、游街，那惟一的一条路就只是自杀”。家父虽然躲过了历次运动。却也受了很多苦难。在50岁时从商业下放到搬运站，干了20多年的搬运工，以至最后累死于劳动中。我也从小学毕业后便辍学和家父一道干起了搬运工。我学书法，家父是坚决反对的。可是我却从骨子里爱好书法。随着文革结束，渐渐的能买到一些古典书籍，我便从《三字经》《千字文》背起，沿着旧时私塾的道路学起，读《论语》《孟子》《老子》《庄子》《楚辞》唐宋散文、唐诗宋词明清楹联等等。对于书法限于当时的条件，最初只买到一本选字本柳公权《玄秘塔》碑，一练就是好多年。当时家父的一位朋友孙建方对我说：写字不能朝三暮四、见异思迁，一本字帖要练一辈子，这叫作有体（其时朝三暮四这句成语当初并不是见异思迁的意思）。一直到1983年我揣着我的习作叩开了著名书法家司徒先越生的门。我向司徒老询问临帖能不能换帖的问题，司徒越老师说：“临帖不仅能够换帖，而且还要多临多看，临一兩种字帖是不能成为书法家的，就像读一兩篇文章是不能成为文学家一样。”我说：“我喜欢隶书，能不能从《乙瑛碑》入手”司徒老回荅道：“《乙瑛碑》过于秀美，不宜初学，还是从《张迁碑》入手为好。”从此我开始临《张迁碑》，当时的感觉和临《玄秘塔碑》大不一样，感到进步非常快。一年后司徒老叫我换临《张黑女墓志》，在司徒老的指点下又临习了《石门颂》《韩仁铭》。1988年开始写草书，从《怀素小草千字文》入手。司徒老去世后。我临习了隶书《泰山金刚经》《四山摩崖刻石》北魏《郑文公碑》，后又上溯金文《散氏盘》《大盂鼎》，下及章草《出师颂》《月仪帖》《平复帖》以及二王、智永、孙过庭、颜真卿、祝枝山等历代名帖数十种。近年又将《甲骨文字帖》和《兩周金文选》各全本抄写一通。小楷方面主要取法《敦煌写经》。至于诗词从上世纪70年代未开始，由于初学时水平较差，所作多有散失，近些年来所作又不多，三十年来所存只不过二百多首。所作虽少，而我却喜欢书写自作诗。以上只是叙一些与书法无关的家事，是为自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