错位的媒体，病态的法治。

                        ――“焦青天”的法律思考

“交两毛钱存车费。”当白T恤青年想推走他刚刚放在路边的自行车时，一个声音突然出现了，没有一点征兆。“交钱？没问题，你给我开张发票。”“发票？两毛钱你也要发票？”争吵开始了，人们纷纷围了上来，“为两毛钱跟人家看车大爷要发票，不是欺负人吗，我看你就是欠奏！”一个中年妇女发言了。“这是惯例，有谁两毛钱开发票的？”不一会警车来了，警察也加入了争吵的行列，“从事经营活动的单位和个人对外经营业务收取款项，应当开具发票，这是法律规定的啊”白T恤青年面对众人的围攻，不依不挠的说。“我们国家为什么强大不起来？就是我们不靠法治来解决问题，如果我们都依靠法治那一套来，我们国家就强大起来了。”白T恤青年开始激动了，他好像是在进行法治宣传的演讲，而全然忘记了他的目的是推走刚刚停在此地的自行车。“这人书读多了！”一名围观者遥遥头，很是惋惜的离开了这里，“这人脑子有毛病！”一名嘴里长着暴牙的围观者发言了，“呸！神经病！”中年妇女对青年的演讲不屑一顾。“跟我们回派出所解决吧！！”眼看纠纷不能解决，警察简直要愤怒了。到派出所？那可不是个好地方，到那里还能有白T恤青年的好过，“体罚、刑讯、扰乱社会治安，拘留十五天”谁敢保证这些事情不会发生在白T恤青年的身上呢？刚才还纷纷指责青年的路人这会儿都为他捏了一把汉。“我为什么要跟你去派出所？你有证件吗？”“我看你是想找死啊？”警察这次是真被激怒了，看来白T恤青年在劫难逃了。就在这千均一发之际，一个小小的摄像机出现了，一名记者不知何时赶到了现场，于是青年开始对着摄像机宣传他的法治强国思想，这一次他更激动。“记者同志，我们到那边协商一下。”警察不再咆哮，相反却变的温文尔雅起来，在人们还没来得及明白发生了什么事情之前，警察开起警车一遛烟儿的跑了，神态就像逃跑一样。“没有发票，就是乱收费，就是犯法的事情，就是不按照构建和谐社会的方针办事，你收费有证件吗？谁让你收费的？”在警察走了之后，这里俨然成了记者的天下。“记者同志，您先别拍，我的证件给您看。”“我不看，你就是乱收费，你是在犯法，你知道吗？”这次轮到记者宣讲法律了。“哎呀！记者同志说的真好！”“是啊、是啊，记者说的对，就是犯法。”围观的路人又开始发言了。“记者同志，您的电话给我留一个吧！”不知谁说了一声，人们纷纷记下记者的电话，非常满意的走了，其中一个年轻的父亲对儿子说：“今天没白来，见到这么一出好戏，最重要的是，下次咱们有事可以找这个记者撑腰了。”

  这样的事情我们都已经司空见惯，当人们遇到纠纷而现有的程序无法救济时，人们想到最多的是媒体的监督。于是乎，在中央电视台的告状者要远远多于在最高人民法院的申诉者，老百姓对“焦青天”的期望远远大于对法官的期望，什么事情只要一曝光，就能很快解决，冤能申，仇能报，人们大呼青天，在老百姓的心目中，记者更接近青天大老爷的角色，而不是本应充当这一角色的法官。这就奇怪了，一个正常的法治社会，面对司法的不公，自有他的监督机制，我国法律规定：“人民检察院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同时，检察院又要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人大常委会负责。”但在舆论监督的口号声里，又有谁记得这样的规定呢。判断一个社会是不是法治社会，人们对法律权威的普遍认同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参考，在一个真正的法治社会里，人们往往是服膺于法律的，记得2000年美国总统大选结果经过联邦最高法院的判决，作为败诉方的戈尔只说了一句话：“我不认为这个结果是正确的，但我遵守法律的判决。”要知道，戈尔输掉的可是美国总统，可见美国人对法律的认可有多深。要实现真正的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靠舆论监督是做不到的，由媒体来监督法治，颇有越祖代苞之嫌，这样的法治只能是病态的法治，要知道，是法治促进社会和谐，而不是媒体促进社会和谐。

                                       樊  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