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司马迁《史记》记载：“祖乙迁邢”，使邢丘成为商都之一，从成汤起，历八代帝王，至盘庚迁殷止。三千五百年来，由于刑丘瘗黄河泥沙下，而让“祖乙迁邢”成了一个史学、考古学界争论不休的话题。

    可是，如果仔细阅读、研究相关文献、史料，并结合近代相关考古著作、成果，还是可以较有把握地认定“祖乙迁邢”遗址，就在今河南武陟的商村遗址。

    一、“邢人作丘”，蕞尔小国大手笔

    邢国是个小部落，能青史留名，是因“邢人作丘”与“祖乙迁邢”，国家太小，工程太大，反差自现，引人好奇。那个时候，堪称蕞尔的邢国人，为何在生产力极低，几乎力不从心的时候，耗费大量人力财力作丘？

从当时的生产生活状况着眼，就会发现直到商早期，人们依然有“逐水而行”的习惯，这是为了便于农牧生产的必然选择。那么，在商朝前的刑国时代，这习惯和需要更是必然了。

    武陟是黄沁二河交汇地，也是黄河出山后首可泗流溢漫之地，是历史上水患最严重的地方，是数千年各朝历代治黄的关键。

    因此，邢丘在自然上很可能是当时一个平原上隆起的大土丘。虽然沧海桑田，千年过去，当年景况，不可再现，可根据现今整体地形看，商村遗址南至现今黄河岸边一带地势较高，这是黄河改道，数百年淤积所致。再从现今嘉应观前秦家厂——刘村——魏庄——马营一线的清前期河道遗址来看并与商村遗址比较，也可判定商村遗址一带曾经是一片高地。即便，从商村遗址现存的地表遗存汤帝陵、商王庙、八王冢等文物的绝对高度以及周边“伊里”、刑庄、耿村一带地形来看，也可以隐约看出遗址所在地当年乃一个巨大土丘——这一点，在遗址２公里范围内的“圪垱店”村村名也可得到证实——“圪垱”在怀庆话中，就是高地、土坡、土丘之意。

    因此可以推断，刑丘是邢人在自然高地上人工垒砌、加高而成的防御洪水之的“避水台”。现存可见的邢丘顶部面积约六万平方米，底部面积不详，推测会大得多。这一工程，对那个生产落后的小部落来说，绝对是个伟大工程。邢国人口少，没有执戈的军队，没有高大的城墙，按照古人形意造字法，“邢”不能称为“国”（繁体“国”字由人口、兵戈、城墙组成）。“三里之城，七里之郭”，邢人有没有修建防备野兽、抵御敌人的围墙，有待发掘考证。但是，刑人因邢丘扬名天下，刑丘成其标志性建筑。

    一个小部落为求生存千辛万苦筑避水台，无意间成了治河治水的“先行者”，走进了华夏文明、黄河文化的核心。“邢人作丘”是人在特定环境中求生存的必然，它在华夏文明史、黄河文化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可是，范文澜著《中国通史简编》在论证禹治水时说它“无可验证，只是传说”。商村遗址的发现，让“邢人作丘”变得千真万确。事实上，《黄河志》、《河防简史》等书追溯治黄史，都把“邢人作丘”作为早于大禹的治水的典范，毫无疑问这是真实，它体现了中华民族先祖们高超的生存智慧。

    而且，“刑人作丘”遗址在现商村遗址周围，并非孤立存在。在其周边，北有古阳堤、汤王堤；南有尧堤、金堤、月堤、小铛堤，说明修筑堤坝是早期人类的尽然义务。刑丘虽已淤没，但不屈的民族精神犹在，而它正是中华民族精神的核心价值所在。

    二、“祖乙迁刑”，定鼎大事争议多  

除了刑人作丘，让刑国成为人学者口中不间断的话题的，就是“祖乙迁刑”了，史书相关记载大致如下述：

    1、司马迁写《史记》，说“祖乙迁邢”“盘庚迁殷”。虽然没说邢在哪里，但“盘庚迁殷”从邢迁往殷，却是从河之南迁往河之北。当时河走大禹故道，在武陟往北，“达于衡漳”，经漳河、海河于天津入海。商村邢丘在河之南，安阳殷墟在河之北，这是不争的事实。请看《史记》所书：

    帝中丁迁于敖，河澶甲居相。祖乙迁于邢。帝中丁崩，帝外壬立，是为帝外壬。中丁书阙不具。帝外壬崩，弟河澶甲立，是为帝河澶甲，河澶甲时，殷复衰。河澶甲崩，帝祖乙立。帝祖乙立，殷复兴。巫贤任职。

    祖乙之后，经祖辛、沃甲、祖丁、南庚到阳甲时，殷衰。阳甲崩，弟盘庚立，是为帝盘庚。帝盘庚之时，殷已都河北、盘庚渡（自）河南。

    从史记简略的记述，我们可以看出商代迁都的路线。中丁从商丘迁往郑州商城，祖乙从商城迁到河之南的武陟邢丘。从中丁开始“废嫡而更立诸弟子，弟子或争相代立，比九世乱，于是诸侯莫朝。”到盘庚时邢都困于水患，而河之北殷已经兴盛，才决定从黄河南岸迁到黄河北岸殷城（今安阳）。每次迁移从五六十里到一二百里，先建设后迁徙，比较容易，符合当时的生产力和交通运输能力，《史记》中所说的盘庚迁殷从河南迁往河北就顺理成章了。《史记正义》将邢丘与祖乙迁邢定位于秦武德县东南二十里，即商村邢丘遗址与郑州不足六十里，与安阳不足二百里。

    2、《尚书.禹贡》将天下分为九州，因大禹治水，黄河在武陟向北流去，武陟、温县、沁阳等地在河水之怀抱之中，名为“覃怀”。《中国通史》称“夏改邢丘为覃怀”，显然，夏代之前，邢丘是覃怀的地标性建筑。

    3、《左传》记载，郑国与邢关系时好时坏，关系好时“郑人邢人伐翼”（隐公二年）；闹矛盾时，“邢人郑门举火”。孔夫子用“春秋笔法”讽刺郑国不善待小邻国。武陟邢丘在西周早期属郑。邢丘距郑国古城（今郑州古荥镇）直线距离三四十里，《左传》记载的“郑人邢人伐翼”、“邢人郑门举火”即郑国所属的商村邢丘遗址的邢人无疑。

    4、《说文》：“邢国，周公子所封国，地近河内怀县”，怀县古城在今武陟县土城村，与商村邢丘相距三十里。“周公子”是说周文王之子、武王之弟姬旦的儿子。姬旦因辅佐幼主被后世称“周公”，与伊尹齐名。周公的儿子得到邢丘的同时，苏忿生得到怀邑。〈武陟县志〉载“周设怀邑，为苏忿生食邑”、“邢国，周公子所封国。”怀邑与邢国都在武陟境内。

    5、武陟邢丘春秋时属晋。《春秋左传》记载，公元前603年“赤狄伐晋，围怀及邢丘。”赤狄国小兵微，怀与邢丘相邻，才能够合围攻击。

    6、邢丘战国时属魏。公元前266年秦伐魏取邢丘。关于这次战争发生了一个有趣的故事，引起了史学界的争论。有趣的故事发生在公元前273年。秦昭王夸耀自己的武德，说自己“不用甲，不信威而得百里之地，王可谓能矣！”他说了许多地方，其中提到“入邢”。就是这个“邢”字让人不服气。你刚在渑池当着赵国使臣蔺相如的面受辱击缶，对廉颇多有忌讳，敢去赵国腹地邢台吗？

    邢在哪里？在司马光《资治通鉴》周纪四，赧王42年（公元前273年）的记述里说的很有意思，历史学家、考古学家（徐广、刘昭）把秦王说的“邢”标定在平皋。平皋古为安昌国，在武陟赵庄遗址，领地包括今武陟赵庄、温县赵堡。汉在安昌设平皋县。赵堡有邢丘和平皋村。《史记正义》则准确、具体指出，“邢丘在秦武德城东二十里，”秦武德县城即今武陟县圪当店乡大城村，大城东二十里就是商村邢丘遗址。秦真正攻取邢丘，也是七年以后（公元前266年）的事了。古代两个邢丘都在武陟境内。

    7、钱穆《史记地名考》286-289页考证“邢丘”和“祖乙迁邢”在今武陟县东。

    8、明朝诗人朱自新《过武陟》“山涛祠古莺花老，艺祖坟荒岁月多”，山涛指的是竹林七贤、西晋司徒山涛，武陟西小虹村人。拒辞书解释，“艺祖”就是始祖，专指建国或建都的帝王。诗人指的就是祖乙迁邢的商王祖乙。

    9、商村邢丘遗址古代曾分别隶属怀州、河内郡，古辞书指邢丘在怀州东、河内东。商村历代都在所属辖区的东部边缘，所指都是正确的。

    10、现代辞书就将“邢丘在河内东”改为“在温县东”，虽有舛误，但大方向还是非常正确的。历史为后世留下两个邢丘遗址（商村遗址、赵堡遗址），但商村遗址不仅有商村，还有邢庄、耿（邢）村和汤王堤、官台，文物遗存有商王庙、汤帝陵和祖乙迁邢后八位帝王的陵寝，还有伊尹冢和守坟人形成的七个自然村“伊里”；地下文物埋葬丰富，出土有祖乙、文丁铭文的青铜礼器，可以推断，温县赵堡邢丘虽与古邢人、邢国有关，而商村才是祖乙迁邢之地。但是，需要考古发掘用地下文物本身作证。

    11、历史文献凡提到邢、邢丘、邢国、邢人都有注释，所指都在今武陟商村范围内，受手头资料限制，不再一一列举。

    三、“殷人迁徙”，其实因为河迁徙

     黄河作为中国第二大河，源于青海高原巴颜喀拉山北麓，蜿蜒东流，最终入海。约距今10万至1万年间，黄河成为从河源到入海口上下贯通的大河。

由于黄河水挟带大量泥沙，进入下游平原后迅速沉积，主流在漫流区游荡，人们开始筑堤防洪，行洪河道不断淤积抬高，成为高出两岸的“地上河”，在一定条件下就决溢泛滥，改走新道。黄河下游河道迁徙变化的剧烈程度，全世界独一无二。根据有文字记载，黄河道变迁的范围，西起郑州附近，北抵天津，南达江淮，纵横约25万平方公里。

    早在110万年前，“蓝田人”就在黄河流域生活。还有“大荔人”、“丁村人”、“河套人”等也在流域内生息繁衍。仰韶文化、马家窑文化、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等大量古文化遗址遍布大河上下。这些古文化遗迹不仅数量多、类型全，而且是由远至近延续发展，系统展现了中国远古文明的发展。

    约在6000多年前，黄河流域始出现农事活动。大约在4000多年前，流域内形成了一些血缘氏族部落，其中以炎帝、黄帝部族最强大。后来，黄帝取得盟主地位，并融合其他部族，形成“华夏族”。因此，世界各地的炎黄子孙，都把黄河流域认作摇篮，称黄河为“母亲河”，为“四渎之宗”，视黄土地为“根”。

    从公元前21世纪夏朝始，迄今4000多年，历代王朝在黄河流域建都延绵3000多年。中国历史上的“七大古都” ，在黄河流域和近邻地区的有安阳、西安、洛阳、开封四座。殷都(当时属黄河流域)遗存的大量甲骨文，开创了中国文字记载的先河。

    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在黄河流域。黄河中下游地区是全国科学技术、文学艺术发展最早的地区。公元前2000年左右，流域内出现青铜器，到商代青铜冶炼技术已相当高。铁器冶炼，更标志着生产力发展到了一个新阶段。

    黄河流域及黄河下游平原，在中国历史上不可替代的重要地位，为商村遗址的产生，提供了宏观的政治、经济、文化条件和可能性。商朝作为一个早期国家出现在黄河流域，祖乙迁都于刑，与这种宏观政治、经济、文化相关，也是生产、经济不够发达的时期的某种必然。

     从商汤灭夏到纣被周灭，传说有六百年（公元前16世纪到前11世纪）。六百年间，商在中原地区居于领导地位。许多民族被商征服，也有不少民族畏势臣服。

可是，令人不解的是，在绝对优势地位情况下，商人为什么迁徙无定？

商史有“前八后五”之说，以汤为界，汤之前有八次迁徙，汤之后又有五次，都邑遍及黄河下游地区。直到盘庚迁殷，殷民族定居下来。   

     通常认为，商族迁徙的原因是避水灾或是内斗的结果。当然，这些说法有一定道理。可是，许多人忽略了他们追着水走的事实，在生产力极不发达的年代，水灾是毁灭性的自然灾害，为什么都城还是“跟着水走”呢？

从卜辞、文献记载看，商人的生产活动主要有狩猎、畜牧，农业、手工业。尤其商朝早期，狩猎、畜牧仍是主要生产方式，迁徙之地当然是哪有水草就往哪里了。

大约到了盘庚时期，农业经济才渐渐取得支配地位。这从《商书·盘庚上》记载盘庚训众人：“若农服田力穑，乃亦有秋……惰农自安，不昏作劳，不服田亩，越其罔有黍稷。”可以证明。

     黄沁交汇武陟，气候温和，雨量充沛，适宜生存。既可打鱼、狩猎，也可于河滩上放牧。冲积平原，土质疏松，易于垦殖，自然条件优越，适宜早期农牧业发展。

     商村遗址，就位于河南省焦作市武陟县东部；黄河与太行山、郑州古商城与安阳殷墟的中间。遗址与境内的赵庄古安昌遗址、大司马村放勋（喾帝之子，即尧帝）治陶唐遗址、东石寺古人类遗址同在东西走向的古清风岭上。黄沁交汇，适合原始人类居住，从遗存大量贝壳、兽骨推断，武陟是原始部落的群居地，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发祥地之一，也是农耕文明的发祥地和最发达的地区之一。

    四、“商村遗址”，文化意义实在在

    综上文献所述，完全可认定邢人、邢国、邢丘及祖乙迁邢就在武陟商村遗址。对遗址发掘研究，有望彻底解开祖乙迁邢之迷，确定商代帝王祖乙、祖辛、沃甲、祖丁、南庚、阳甲、文丁、盘庚的都城、陵墓，可以为夏、商、周断代工程提供文献、文物、考古依据，对会中华民族文明史的准确性、完整性、科学性、严肃性来说，意义十分重大。

    商村遗址地上文物有商王庙、汤帝陵等，商王庙存有宋代重修商王庙石碑一筒，元代重修商王庙石碑两筒。碑文中颂成汤灭夏桀救民于水火的功德，和历代人对商代陵寝的崇敬、祭祀和爱戴（碑文称“巨陵戴”）。“汤帝陵”有唐代尉迟敬德手植古槐一棵，苍老虬劲。

    庙后庙左散布八个商王冢，相传为祖乙迁邢后祖乙、祖辛、沃甲、祖丁、南庚、阳甲，文丁、盘庚八位帝王陵墓。遗址面积约为60000平方米的、上为夯土、下为砬礓地下建筑，疑为“邢人作丘”之“邢丘”。

    遗址所在地，现四周为稻田，其中散落着无数仰韶文化文物。时至今日，只要给熟人打个招呼，就能在田地中拾来商周时期的绳纹陶片和甚至青铜器物。庙后古阳堤上，曾有羊蹄子蹬出来的青铜箭簇，被人拾去，陶片、骨器时有发现。当年，庙后开挖排涝河时，挖出大量陶器和青铜箭簇，青铜箭簇被外地文物贩子以废铜收去。相传，当年曾有人在附近挖出“金马驹（疑为青铜器），卖掉了。

    上世纪五十年代，商村遗址地表和附近古阳堤上，发现大批散落的青铜箭簇和古陶片，引起考古专家和上级主管部门的关注。北京大学考古专家在进行初步表层试掘，获得了大量石刀、石斧、骨针、陶片、贝壳、兽骨，经评估确定为龙山文化和仰韶文化层，大批文物属商周文化遗存。钻探显示，遗址周边为黄河、沁河沉积泥沙，邢丘为红色砬礓土，顶部面积为250米X250米，丘高和底部面积因地下水位太高无法勘探。1963年，河南省人民委员会公布商村遗址为文物保护单位。

     邢丘遗址尚未发掘，所出文物已不胜枚举。1981年挖沙农民挖出商代青铜器“鼎”、“垒”  、“甲”  。“垒”上有“祖乙”铭文，仅此一项，祖乙迁邢，就基本可定论。“甲”上有“文丁”铭文，文献资料对文丁、祖丁有争论，金文“文”又与“父”不分，以铭文为准，祖丁应是文丁（或父丁）。此字关系重大，非敢轻易定夺。

     商王庙历代香火旺盛，延续至今。又有汤帝陵，成汤陵疑不在武陟，可能是祖乙迁邢后，依祭礼所立“空堂”祖莹。遗址所存“八王冢”初步判断应是祖乙、祖辛、沃甲、祖丁、南庚、阳甲，文丁、盘庚的陵墓，但盘庚在此与否，尚不确定。文丁有礼器“甲”出土，不再存争议，但文丁与文献中的“祖丁”是否同为一人，到底是“文”丁还是叫“父”丁，需据文献和青铜器铭文判断，不便妄言。

    “商村遗址”之汤帝陵、八王坟，与史记记载“祖乙迁邢”到“盘庚迁殷”的八位帝王契合，（附邢丘与陵墓分布图）三千五百年来祭祀从未间断，有古人碑刻和古诗为证，必无虚伪。但墓主排序，仍不能确定。

    另，上世纪九十年代所立“汤帝陵”碑，疑有不妥。依礼制，帝王陵墓按生前尊卑、上下排列。《礼记》、《尔雅》等载：“南向、北向、西向为上”。又，《礼记·檀弓下》曰：“葬于北方，北首……”那么，商陵的祖墓疑应在北方，子孙坟茔向南发展。如果汤帝陵在遗址内，也应是是北方第一个陵墓“四方冢”，“四方冢”最为高大，应为汤帝陵或祖乙陵。

    再有，依古帝王“葬者，宜在国都之北”的“讲究”，在遗址附近、尤其遗址南方耿村、“伊里”等处，疑还有其他重要淤埋建筑。因为，即便现在的汤王庙所在地就是当年的刑丘，而最终作为商朝大国都城，经济又相对发达，毕然会有大规模建设。而从整体上，它们依然应该与古刑丘视为一体。

    遗址所在地地下下水位高，几乎与地面平，挖一钎土便渗出水，黄河沁河泥沙淤积过厚，盗墓贼无从下手，如进行考古发掘，当有重大发现。当然，发掘商代帝王陵墓，事体重大，须缜密论证后，依法施行。

    商村遗址虽在1963年就列为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但资金困难、人员缺位造成相当程度的疏于管理，大面积的散落文物，根本无从保护。文管小组都是庙上老人，只能管商王庙，对千家万户的农人无可奈何。尤其是当年“农业学大寨”、“改天换地种水稻”等运动，更不敢异议。

    这些因素，已导致遗址一定程度的破坏，有两座王陵被平做稻田。据一些老年人回忆，王陵被平后浇不上水，水都流到“地”里，三天三夜灌不满，数年不长庄稼。由此推断，遗址地下可能有大型地宫。

    现今的遗址周围，农民耕作间，陶片、石器钉了锄头、扎了脚，见怪不怪、习以为常。毕竟在农民眼里，文物就是断砖头、烂瓦砟。

    “邢人作丘”是中华民族抗击水患的最早例证，“祖乙迁邢”也是中国历史上的重要事件。作为商代古都的“邢丘遗址”，虽已有大量珍贵文物面世，却从未进行主动性发掘、研究，商代祖乙等八位帝王陵寝，亦未进行探测考证。作为商代都城，商村遗址文物分布面积广大，稻田、沟渠、堤坝自然裸露出的文物数量惊人。

作为一处内涵丰厚的人类原始部落遗址，其所藏文化层包含反映由原始社会     （夏）、过渡到奴隶社会（商），并向封建主义逐步萌生时期的（周）的经济、社会生活、政权政治遗存实物。甚至，根据时间推断，遗址中有否甲骨文，也值得期待。

    “祖乙迁邢”遗址目前还是考古研究的“处女地”，是中华民族的巨大文化宝藏，是夏、商、周断代工程的关键所在之一。若不不采取有力措施，加大保护力度，遗址安全前景堪忧。若保护不力、任由破坏，可能会造成对遗址人为破坏，那样所带来的文化损失，将无法估量。也必然使今人陷于愧对历史文化、愧对祖上先贤、愧对中华文明的文化罪人。

    商村遗址作为古人类文化遗址、河南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事实不争。但是确定其为“邢丘遗址”和“祖乙迁邢遗址”，就需要足够证据，否则很难获史学界、考古界和社会的认定。因此，我们从以下方面，用具体、详实的资料论述，它的存在环境。

     因此，请求尽快对商村遗址进行保护、研究、开发、利用。

    五、“祖乙迁刑”，武陟就是目的地

     史上关于“祖乙迁刑”有三说，一说谓山西河津，一说谓河北邢台，一说谓河南武陟。笔者考证后认为，在河南武陟。

    （一）诸多的历史史料文献证实，祖乙迁刑是迁到了武陟

《尚书》（大禹谟、禹贡）说：大禹治水，“覃怀底绩，至于衡漳”（‘底’音zhi，同‘致’，‘底绩’即‘致功’之意），所以司马迁在《史记·夏本记》中直接说：“覃怀致功”。

    武陟古称“怀”，夏属覃怀，周设怀邑，秦设武德县，汉以后为怀县、怀州、河内郡，怀州、河内郡治所均在怀县城。隋开皇十六年设武陟县，元属怀孟路、明属怀庆府。禹贡分天下为九州，《中国通史》说“夏改邢丘为覃怀”。汉代许慎著《说文解字》：“邢，周公子所封，地近河内怀”。这里所说的周公子是“周公之胤”即周公旦之子。宋代史学家段玉裁注释人上援引河内郡、怀州志书”说：“河内郡怀二志同：今河南怀庆府武陟县西南十一里有故怀城（在今武陟土城村）”。

钱穆先生在《史记地名考》一书中，先是引用《水经注·汾水注》：“汾水西迳耿城北，故殷都也。祖乙自相徙此。”然后先生疑问：疑殷都不远迁及此。祖乙所都，当在河内平皋刑丘。《水经注·沁水注》：“朱沟迳怀城南，又东迳殷城北。”……纪年曰：“秦师伐郑，次于怀，城殷”，即是城也。然则殷之为名久矣，窃疑殷城之名，即起祖乙耳。

    纵然，钱穆先生所言，也是一家之言。但仔细琢磨，会发现先生的疑问和判断相当有见地。如果以怀城（武陟土城）为中心，按空间、方位分析，古刑国若在山西河津，又怎能“朱沟迳怀城南”之后，又怎会“又东迳殷城北”？如果古刑国在河北邢台，也不可能出现“（沁水）迳怀城南，又东迳殷城北”。假定，河津与邢台任何一说成立，那么武陟境内的“殷城”如何解释，才说得通？

     因此，可以说，《水经注》记载的古沁水流向“怀城南”、“殷城北”，把“刑国”卡死在了今天武陟县东一带。

    还有，《史记·卫世家》中记载：“卫人迎桓公弟晋于刑而立之”。卫在今卫辉一带，武陟东北方；齐在今山东省，武陟东南方。“卫人迎桓公弟”跑到邢台，南辕北辙；跑到山西，难道要以迂求直吗？都不合理。

    钱穆在《史记地名考》·刑辞条的［案］中写道：左隐五：曲沃以郑人、刑人伐翼。旧说以河北刑台说之，既与卫、郑皆远，更不能及晋。宣十五：“晋败赤狄于曲梁，始灭潞。”其前河北之邢台，何缘与山西曲沃晋翼相通？然则狄灭刑、卫，殆亦河内之刑也。《郡国志》上说：“河内平皋有刑丘，故刑国。周公子所封。”周公之胤，凡、蒋、刑、茅、胙，封地皆近。及刑国既迁，其故地乃称刑丘。

    《春秋》上记有“邢人郑门举火”。经济、政治、军事大国郑，是“伯侯”。邢人受了他们欺负，国又无军，几个人一议，就跑到郑国，在城门外放了一把火，笑叫着跑了。书中还说，因邢国无事可记，聊以记之。

     今邢丘遗址（商村遗址）与郑国故城（今郑州古荥）不过三四十里，才出现了这种奇特出气方式，邢国若在邢台或山西， “邢人”千里迢迢“郑门举火“，不现实。“春秋笔法”惜墨如金，为何记载此等小事？宋朱熹批注：圣人以此暗讽郑国以强凌弱。

     更重要的是司马迁在《史记·货殖传》说：“昔唐人都河东，殷人都河内，周人都河南……”笔者认为“殷人都河内（音：汭）”，这句话很重要。上古帝王多定都河东、河北，故称河之北为河内，黄河之南为河外。可见，河内之称久矣！

司马迁在《史记·魏世家》中进一步明确：“河内，谓蒲州以东至怀、卫也。”这就把河内具体到了现今的河南焦作、新乡一带。这个地理概念，是对先前地理概念的继承，至今基本没变化。

     从秦末汉初“司马卬（音：昂）降汉，地为河内郡”——汉置河内郡治怀，治所在今武陟西南。而武陟，历史上也曾多次称河内。在后来的怀庆府治所西迁沁阳之前的千多年，武陟一直是河内郡、怀庆府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由此，也可以推测出，武陟在秦汉之前，已相当繁盛。

     因此，基本可认定，司马迁所说“殷人都河内”，某种意义上可说是“都武陟”。也因此可以认定，祖乙迁刑就是迁到了武陟。

   （二）诸多相关的文化存在证实，商村遗址就是刑丘遗址

     邢国不大，政治影响小，史书上直述其事颇少。可是，刑国长期处于上古中国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中心地带，又处于齐、晋、郑、卫数国边界，使其政治、军事地位显要，史上多有要事发生于此。仅《史记》所载大事就有许多，如：

《史记·范雎传》中：“卒听范睢谋，使五大夫绾伐魏，拔怀。後二岁，拔邢丘。”

   《史记·秦本记》中：“四十一年夏，攻魏，取邢丘、怀。”

   《史记·魏世家》中：“秦固有怀、茅、邢丘，城垝津以临河内……”

    那么，邢丘究竟在武陟何处？唐《括地志》载：“平皋故城本刑丘邑，汉置平皋县，在怀州武德县东南二十里。”宋司马光在《资治通鉴》注释中也指出：“邢丘在武德县城东南二十里”。《武陟县志》记载，“武德县故城在今圪当店乡大城村。”往东二十里，即是今乔庙乡商村遗址一带。

　　《书·序》中说：“祖乙圮（音：否）于耿。”圮，现今作毁坏、坍塌讲。  《说文》上说：“圮,毁也。”也当，断绝讲。可是，在《传》中却有另一种解释：“河水所毁，曰圮。因此，可以断定，黄河水淹刑丘，泥沙瘗刑丘于地下了。

    唐朝人编著的《括地志》上也记载：“武陟县东二十五里商村，有商成汤陵。”清《怀庆府志》·墓葬卷，也有同样记述。现商村遗上的“商王庙”，考古工作者从商代遗址推断，该庙当是成汤死后不久修建，后因年久，屡毁屡建。现存的《宋重建商王庙大殿记》也证实了，该庙是在旧址上重建的史实。

    遗址边的商村，村名起于何时已无可考，但据碑文撰述，至少宋代就叫“商村”了。且，遗址周边有诸多以古村名、地名为主的物质或非物质文化存在，也可以提供某种佐证，应引起足够重视。

    在遗址周围数公里范围内，商村西北方向1.5公里有村曰：汤王堤。毫无疑义，“汤王堤”即便不是为专门纪念汤王治黄的，也一定是与此有关的。可以肯定地说，那儿曾有堤名“汤王堤”，而那段堤至少“相传”是汤王所筑，据“商村”宋以前就已得名来推断，那段河堤相当在的可能确系汤王所筑。遗址西北约3公里有村名曰：刑庄。这个刑庄，是否与当年的刑丘有某种关系？又，在商村西南数公里处有村，曰：耿村。而此耿村，与当年的“耿国”有没有关系？

    在遗址西南数公里范围内有王伊、程伊、高伊等七个自然村，乡间叫“七伊”，统称：“伊里”。相传，七个自然村的村民全是为商汤辅臣伊尹守墓人的后人，而就在“伊里”附近，现存有伊尹冢。

    附近还有“古阳堤”、“官台”等地名，也与遗址有千丝万缕的文化联系。武陟是商代都城，至今遗址周边仍流行商殷文化和水文化。《诗经》描述商代祭祀“钟磬齐鸣，万民起舞”。武陟“行水”（外地称“社火”）、庙会动辄上万人、几万人进行民间艺术表演。武陟现存247路“行水故事”，（一个民间艺术表演团队，为一路故事）行进中演出，如同流动的河水，俗称“行水故事”。

     遗址附近村庄，民俗古朴，民风强悍，盛行高跷、旱船、小车、大架、背桩等，可上溯到商周。几千年的修堤治水的传统形成的雄浑有力、节奏铿锵的硪号，催生了梆子戏，武陟商村是怀梆发祥地，也是河南梆子（豫剧）的故乡。商村的紧邻冯丈村，是全国第一个农村“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其核心、特色就是古老的民间艺术和“稻花乡”怀梆剧社。

     上述物质、非物质文化存在，从另一侧面上证明武陟曾是商朝重要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也为在暂未发掘刑丘遗址的情况下，判定它的存在和相对位置提供了依据。

    （三）诸多现存和出土文物证实，商村遗址就是刑丘遗址

     商村遗址，现今顶部裸露面积约为东西250 米，南北250米，面积约六万平方米。钻探证明，四周均为黄土淤积层，邢丘为红色砬礓夯土层。地表遗存有汤帝陵、商王庙、八王冢和宋元石刻碑。现存宋元古碑碑文，多为人们歌颂成汤灭夏桀，祭拜商代“巨陵戴”。古人对汤帝陵也多有吟咏，如明代诗人朱自新《过武陟》诗中有“山涛祠古莺花老，艺祖坟荒岁月多”，山涛指的是竹林七贤、西晋大司徒山涛；艺祖说的就是商王祖乙。

     邢丘遗址出土文物中有大量石器、骨器、陶器、青铜器和兽骨，属龙山文化、仰韶文化，主要为商周文化遗存。1981年，出土三件商代青铜礼器鼎、垒、铗，分别有商代帝王祖乙、文丁的铭文。

    武陟文化积淀厚重，众多非物质文化遗产历史渊源可追溯到夏、商。历史文献、非物质文化存在、现有文物、商村出土文物，都证明邢丘就是商村遗址。1963年，河南省人民委员会公布商村遗址为文物保护单位。

    随着对历史文献研究的深入和出土文物的大量发现，特别是有祖乙、文丁铭文的商代青铜器出土，可以说祖乙迁邢之谜已解，商村遗址就是邢丘遗址，就是祖乙迁邢遗址。

    因此，建议将“商村遗址”应更名为“邢丘·祖乙迁邢·商都遗址”。其不可替代的意义在于，浩大的夏、商、周断代工程，因缺少祖乙迁邢八位商代帝王而缺少足够依据。而商王庙后、庙左散布的八穴古墓，民间称“八王冢”。基本可以认定是祖乙迁邢后祖乙、祖辛、沃甲、祖丁、南庚、阳甲，文丁、盘庚八位帝王的陵墓，而这恰恰是夏、商、周断代工程中的一个重要而困难的课题。

    因此，应立即加强对商村遗址的保护、发掘、研究。某种意义上说，祖乙迁邢遗址在中国历史、考古、研究上的价值，远重于秦始皇陵和兵马俑等遗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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